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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伤逆流成河电影永远的朋友,永远的崔健和渐渐远去的摇滚……-风陵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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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朋友,永远的崔健和渐渐远去的摇滚……-风陵潇潇
昨天,著名音乐人臧天朔于去世的消息迷漫网络,他才54岁。
高晓松、斯琴格日乐均发微博来纪念这位江湖老大哥。
▽高晓松微博

说起中国摇滚,很多人都会想到崔健、臧天朔。这两个人,一个柴瘦如骨,一个肥头大耳;一个名盛江湖,一个低调世间。不一样的人生,一样的摇滚和北京爷们。
一路走来臧天朔
臧天朔生于1964年。这一年,崔健已经4岁。
臧天朔一路走来,如春雷般惊天动地,人生从来没有平庸过。
54年的人生里,一半是江湖,一半是音乐。他用歌声唱响江湖,江湖里也流传着他的歌声。
好在,还有崔健,他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存在。

一直以来,
崔健除却演出,曝光率都不高。
现在年轻人听到这名字,可能会有一些陌生:
“唱摇滚的,一无所有。”

有人采访崔健,关于摇滚的黄一山身高,
他说了一句:
“我们只不过是素材。”

关于崔健,没有几个人有资格写,
无论年龄见识、行业资历,都是一个坎。
不过,为让更多人认识真正的崔健,
我还是斗胆认真地写写他。

1961年8月2日凌晨5点,他呱呱坠地……
父亲将生日改为8月1日,取名崔建军。
于是,崔健有了两个生日,一个明天,一个今天。
长大后,他觉得名字缺乏个性。另起为:崔健。
这个名字,预示他日后的呐喊。

父母工作繁忙,崔健很小便被全托,
童年孤独,但他比同龄孩子好奇心强。
当时,老式录音机流行,他特想要一台,
就跟母亲借464元,并保证以后会还。
妈妈还真就借了,
他欢天喜地买回家,第二天便好奇给拆了,
拆完之后,装了一天,也没能给装回去。
怕被父亲责难,他本来想撒谎,
谎言尚未出口,脸已憋得通红御朱门。
他不愿说一句假话。

小学时,作文写得好,快板书也不错。
那个时代星海猎人,没有个人规划自己的人生,
若崔健长大,惯例要上山下乡当知青。
父亲想他学件乐器最怕别离,这样能进文艺团体,留在城里。
崔健选择了小号。
挺费劲地吹了两声——“我喜欢这个!”

身形瘦弱的他,在小号上展现了异于常人的天赋,
没练几天,便搞定了流行歌曲《我爱我的台湾》。
半年后,他就能熟练地驾驭《长征组歌》,
一年后,更是吹出《贝尔曼小号协奏曲》。
父亲被儿子的才华给震了——这可是许多人半辈子也吹不好的曲子呀!
沈阳文工团招纳他,母亲嫌离家太远,给推了;
北京文工团来人问,崔健瞒着母亲把事儿定了;
学校却以“说走就走像什么话!”,制止了他。
中学毕业,上山下乡结束,崔健成了待业青年。

后来,崔健考入北京歌舞团,成为专业小号演奏员。
他蓄起了一头长发,
父亲让他剪掉,他就直接给剃成个光头。

没多久,崔健背着吉他回家。
父亲问他,小号呢?
崔健说吹小号唱不了歌。
就用这把吉,
他让中国成千上万的青年痛哭流涕……

他翻唱的日本电影《人证》插曲《草帽歌》,
歌声苍凉凝重,曾把一位姑娘听至当场落泪。
他写下《我爱我的吉他》《艰难行》。
后来,他与刘元等六位音乐人组成了“七合板”,
取意乐队中七个人都粘合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

乐队演奏西方流行音乐。
首场演出,在政协礼堂。
这是中国第一支这种类型的乐队。

这时期的作品,并没有强烈摇滚色彩,
更多的,则是一些乡村与民谣的韵律。
后来,他开始摇滚了。

当时崔健很有名,是三位主唱之一,
但纵使出了专辑,仍被主流当“混子”炎龙勇士。
团里女书记找“七合板”成员谈话:
“你们要么在团里好好干,要么退团,把乐器交回来。这乐器都是国家的犬刑。”

那是个离开“单位”很难谋生的年代,
乐队刚刚活动不到一年,就被迫解散了。

后来,“摇滚传教士”曹平经常来找崔健,
当时曹还只是一个导游。
两人散步到河堤上,崔健突然说:
“曹平,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这两句话,后来成为他第一首摇滚作品——《不是我不明白》的歌词。

接着,他以绝佳的创作状态,
写出《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从头再来》《不再掩饰》《出走》《一无所有》……

这其中的苦,
只有他自己清楚。
他说,“我觉得是吃饱撑的,非要去划分70后、80后、90后。没这个划分,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政治环境下。”
艺术家,首先是有血有肉的个体,没谁能随便成功。
崔健有当时中国地下音乐圈独一无二特质:做原创。
这太难得。

那时候,崔健每天骑自行车去音乐学院旁听,
耗费大量时间自学英语,只为弄懂如何作曲。
曹平回忆:“那时他真的一无所有,跟父母住在老两居里。手边放着吉他、小号、乐谱、磁带,吃饭都要去父母的卧室。”
然而,就在这样的逼仄窘迫中,崔健炼成了火山喷涌般的嘶吼!
积蓄力量,只做自己。

1986年,孔雀杯全国民歌、通俗歌曲大奖赛,
崔健演绎《不是我不明白》《最后的抱怨》。
他一登台,劲爆的吉他和铿锵有力的歌词,
就把评委席上李双江、王昆等老前辈吓一跳。
他们纷纷问:“这什么唱法?这群人,头发怎么都那样?”

崔健被淘汰,但并非一无所获。
5月9日,纪念“国际和平年”中国百名歌星演唱会在北京举办。
经好友王迪推荐,崔健在受邀之列,
并且跻身当时三十位独唱歌手之一。
当时东方歌舞团负责人王昆,虽为崔健迥异于当时审美的演唱方式担忧,但两遍彩排后,还是同意他上台演唱《一无所有》。

崔健身披贝斯王迪的开襟大褂,裤脚一高一低,
如同当年与老大爷对话一样,直愣愣登上舞台。
扯开嗓子,轰出了那句留名青史的歌词: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台下一阵静默,然后就是雷霆般的掌声与吼声!
这样的声音,被等了太久……

《一无所有》,让台下几乎所有观众都傻掉了。
因为没有人这么唱歌,也没有人听过这样的歌。
也有人愤然离席鼩鼱怎么读,他斥责演唱会负责人王昆:
“你看看,像什么样子!怎么连这些牛鬼蛇神也上台了?”

《一无所有》,第一次提出了“我”这个概念。
制作人梁和平说:崔健唱出了“我”,人们认识了崔健。
中国摇滚的生日,就定格在这一天。
台湾乐评人马世芳说:
“这张专辑是一把刀子,将中国音乐史切割成崔健前与崔健后。”

主流人士对这种唱法不置可否,
地下音乐圈有人羡慕有人嫉妒。
崔健在圈子内的地位迅速提高,
当初想跟他竞争的人主动放弃。

这首歌传到美国,陈丹青听了,
当场立马热泪盈眶,一言不发。
乐评人金兆钧私下转录了磁带,
他把歌词一字一句写下来,
朋友读了两三行后,嚎啕大哭。

后来,黑豹乐队的主唱秦勇说:
“唱完《一无所有》,大家都跟崔健走了。”
此后,崔健多次去北大表演。白纬玲
一次演出上,他轻声地问:
“北大的学生,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北大找到崔健,要他务必再来一场,
这次,三千人将现场挤得水泄不通,
北大学子发疯般在舞台下狂呼乱喊。
年底,北京大学成立了“北大崔健后援会”,
这个后援会,也是内地的第一支后援会组织。

《人民日报》曾以一篇1500字文章“从《一无所有》说到摇滚乐——崔健的作品为什么受欢迎”在文艺版头条发表。
这是摇滚乐歌手首次在内地主流媒体上被报道。

崔健在北京首体再度演出时,
以摇滚风格翻唱《南泥湾》,
这使得他的音乐很快被禁播,
崔健本人也被交响乐团劝退。

无奈,崔健只能在主流不屑的角落里,寻找演出机会。
离开乐团后,他与“鼓三儿”张永光创立的中国摇滚元老级乐队——ADO合作。ADO两名外国使馆雇员向他介绍了雷鬼、布鲁斯和爵士乐,
于是,崔健音乐中,拥有了更具张力的灵动节奏。
1988年“新时期十年金曲回顾”演唱会,崔健准备了新歌。
他伫立追光灯下,双眼一抹殷红。

浑厚哀伤的嗓音唱出:“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曲终,崔健摘下红布,狠狠扔在地上,离开舞台。
这首新歌,是经典的《一块红布》。
王朔说,自己第一次听到《一块红布》的时候“都快哭了,写得太透了。”

第二年,《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发行。
这张专辑,本来几周就能够搞定,
力求完美的崔健,却录了整一年。
一个人一生会做很多事,到头来让自己满意的不会太多,往往因为太多时候是在问别人是否满意,而不是问自己。
专辑仅在四川一省便订出40万盘金牌师姐。

北展的同名演唱会门票一抢而空,
这也是他第一场个人大型演唱会。
中场休息,一位笑星扔下一句话:
“这不就是一群小流氓么?”
崔健听到,拿起话筒面对现场两千余名观众:
“刚才有人说我们是一群小流氓。如果这个人不感到可耻的话,那么我们觉得非常的光荣!”
全场欢声雷动!

散场以后,座椅被观众踩坏六十多张,
主管单位一再强令现场不准出售啤酒,
所以,地上铺满了厚厚的一层可乐罐。
1989年5月19日,崔健与乐队在天安门献演。

演唱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像一把刀子》《一块红布》《从头再来》等歌曲。
广大观众深受鼓舞……

1989年7月,为亚运会集资,崔健策划首次摇滚全国大巡演,通过各方斡旋,他终于获得这次全国巡演的机会。
1990年1月28日,《从头再来》崔健北京演唱会拉开序幕。

随着崔健一句“大家准备好了吗?”
成千上万双手,随着节奏一起挥舞赵慕鹤,
人们眼含热泪唱完了《一无所有》。
工体的空气,随着他的嘶吼,剧烈燃烧。

在成都,姑娘唐蕾冲上舞台狂吻崔健。
她后来成为著名的“成都摇滚教母”,专门资助新生摇滚乐队演出;
在西安,女大学生闫凯艳,看完崔健演唱会后不久遛鬼 酥油饼,毅然退学,考上了艺术学院。
如今,她叫做闫妮。
若不是崔健,她不会下决心走上艺术道路,
也就没有电视剧《武林外传》中的佟湘玉……

4月12日,崔健团队回北京休整。
没几天接到通知:演出被叫停。
叫停后,原定包含上海在内的其他五站,未能成行。盈利所得以征税名义被扣。

此后十余年,崔健在北京的演出,
要么因故取消,要么拿不到批文。
对无法在北京开唱,崔健从没公开抱怨过。

1991年,崔健第二张专辑《解决》发行;
专辑一经推出,《解决》《一块红布》《这儿的空间》《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等歌曲,立即产生强烈反响,并成为传唱甚广的代表作。
其中,《像一把刀子》《最后一枪》,未印歌词。

独立制作MTV《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在美国荣获三大音乐奖之一“观众最喜爱亚洲歌手奖”。
1992年,赵健伟长篇纪实文学《崔健:在一无所有中呐喊》出版;
1993年,崔健与第六代导演张元合拍了实验性影片《北京杂种》;
1994年,崔健第三张专辑《红旗下的蛋》发行;
标题曲《红旗下的蛋》和《飞了》,是崔健音乐风格向说唱衍变的显著体现。
1995年,崔健美国巡演,这也是中国大陆歌手首次在美国举办个人巡回演出。

1996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钱理群主编《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出版;
崔健《一无所有》《这儿的空间》,获选入第七卷(1979-1989)“诗”类。
1997年,崔健发行单曲《超越那一天》,后被收录入《七月一日生》合辑;

1998年,崔健第四张专辑《无能的力量》发行;
专辑是前卫数码摇滚,与他从前作品迥然不同。
音乐风格更为明显地显现出说唱及电子乐影响。

《混子》成为90年代青年人的真实写照。《无能的力量》《时代的晚上》《春节》则透露出世纪末情结,描述出世纪末剧变的国内社会经济状况。
全年演出十四场。
1999年,崔健重新发行他的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全年演出二十二场。
2000年,崔健《1986-1996十年精选》发行;

2001年,崔健接到美国第43届格莱美音乐奖颁奖典礼邀请,但因“个人原因”未能成行;
同年,他与张元、曹诚渊策划两年的现代摇滚舞剧《给你一点颜色》在香港首演。
俞钟导演《我的兄弟姐妹》中,崔健饰演一位身为音乐老师的父亲。

该片创下当年国产片最高票房纪录。
缺少网络的九十年代,崔健近乎绝缘大众。
进入新世纪以后,对他的封杀才逐渐松动,
市场不再封杀他了,崔健却开始封杀市场:
因为电视台和商演场地所提供的设备太差,
导致呈现的音乐效果根本达不到他的要求,
崔健干脆就推掉了各方面的邀请,
数量大约占全国演出的四分之一。

既然不能呈现最好的自己,那就绝不凑合,
崔健真正在乎的,还是艺术上的“真”字。
2002年8月7日,崔健发起真唱运动;
北京CD酒吧,众目睽睽之下。

传言与崔健不合的罗大佑,向他敬军礼。带头签名。
这一天的意义,不亚于他当年吼出的《一无所有》。
——中国摇滚第一人,打响了消灭假唱第一枪。
他犹如道破皇帝新衣的小孩,成为某些圈内人公敌。
“崔健老了,自我炒作”的舆论甚嚣尘上。
倔强的崔健并未退缩,全国巡演,一站站宣传真唱。

他之所以在“真唱”上下功夫,
一方面是觉得唯有真才是音乐;
崔健无数次地在接受采访时说:
“艺术的真实是不能妥协的,这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标准,而该成为一个不能逾越的底线。”

2003年,崔健参加广州 “时代的晚上”音乐节演出,这是中国首届新年摇滚音乐节;
2004年,崔健被列入“福布斯2004中国名人榜”第51位;

同年8月8日,崔健参加宁夏银川贺兰山“中国摇滚的光辉道路”大型音乐节。
当年国内最顶尖的十八支乐队及音乐人集聚贺兰山,为摇滚乐迷献上了当时全国最大规模的摇滚演出。
彼时还青涩的李志,这样描写老崔的演出:
“他完全不顾观众中举着的他的巨大的年轻时的标准画像,完全不顾一条写着‘红四方面军八分队’的旗帜。完全不顾大家震耳欲聋的呼喊。一首一首的新歌在唱。虽然我觉得他的新歌也不错。”
2005年,崔健发行专辑《给你一点颜色》;

《蓝色骨头》可以说是整张专辑的主题歌:
“红色、黄色和蓝色,分别代表人的心、身体和智慧。如今这三个颜色统统被泥土盖了起来,就像眼前这个社会,大酱缸。多年的政治运动使人们厌倦了红色,周围黄色的肉体已经把灵魂埋没,只有扭曲一下我自己,抬头看看上面,原来是少有的一片蓝蓝的天空。”
9月24日,崔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阳光下的梦”个人演唱会傻妃多夫。

多年来的“封杀”状态彻底解除。
当年的歌迷走进熟悉的场馆,
再次听他唱起《一无所有》,
有的人动容,有的人沉默。
时间,早就匆匆逝去,
青春,已经不再回来。
同年,京文唱片发行中国首张真正意义的致敬专辑《谁是崔健》。

2006年,崔健成为美国摇滚杂志《滚石》中文版创刊号封面人物;
同年,他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篇电影作品《修复处女膜年代》。

2007年,崔健参加湖南卫视《超级歌会》,奥运倒计时500天庆典;
2008年1月5日,崔健时隔二十年,举办工体“时代的晚上”演唱会;

同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
5月22日,崔健发起“超越那一天”赈灾义演,并首唱为地震写的新歌《光的背面》。

活动全部收入叶山丽子,均通过中华慈善总会捐往灾区。
2009年,崔健执导电影《成都,我爱你》中的“未来篇”,该片受邀成为威尼斯电影节闭幕电影;

2010年12月31日-2011年1月1日,崔健与北京交响乐团合作,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两场“摇滚交响演唱会”;
86人编制交响乐队的渲染下,崔健以“摇滚乐+交响乐”方式演绎了自己的新老作品。

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合作,是全亚洲首次以“摇滚乐+交响乐”为主题进行跨界尝试。
摇滚乐队四五人规模,一首歌就需若干天磨合;
这一次的“摇滚交响”,则是接近百人的合作。
崔健说:“北京交响乐团这80多人不是来为我伴奏的,他们同样是这次表演和创作的主角。”
老崔依旧率真任性,丝毫不输年轻时代。

2012年,崔健参与深圳卫视《年代秀》的录制,这是他电视娱乐节目的首秀;
同年,“蓝色骨头”巡回演唱会启动。
2013年,崔健执导了他的第一部故事片电影《蓝色骨头》;

该片在第八届罗马电影节斩获“评委会特别奖”。
这也是他第一次以导演的身份出现在国际电影节红地毯上。
2014年,冯小刚曾邀请崔健参加春晚,唱的还是那首《一无所有》;

由于歌词内容过于消极雍女传,悲伤逆流成河电影官方提出修改歌词的要求,他给出的回应是——
离开。
同年10月17日,《蓝色骨头》内地上映,

首日票房即200多万,单日票房榜第5名。
2015年,崔健受邀参加东方卫视《中国之星》发布会,任“巨星推荐人”;
同年12月25日,崔健推出专辑《光冻》。

专辑褒贬不一,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
崔健所有作品,都在不断寻求自我突破,
崔健所有作品,都是需要时间来认识的。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之后的每张专辑,
都是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才被人们恍然大悟感慨:
“原来,老崔早就这样做音乐,这样写歌词了马世豪。”

2016年2月6日,《中国之星》年度总决赛,崔健战队选择歌曲《光冻》;
同年3月23日,《光冻》获得内地最佳国语专辑。
9月30日,崔健再次踏上工体的舞台,举行“滚动三十”巡演首演。

他说:“这不是一场服务性的演出,而是表达性的。在你们喜欢和我自己喜欢的作品之间,我还是选择唱自己偏爱的。”
这一年,也是中国摇滚三十年。

2017年,崔健推出专辑《摇滚交响音乐会》;

2018年,崔健仍奔波在各大音乐节,为振兴摇滚乐付出实打实的努力……
崔健重回首体那年,《超级女声》引发收视狂潮,
一个新的时代偶像,凭借三百五十万张选票诞生。
老崔的愤怒,摇滚的批判,似乎都已不再重要。
摇滚乐未能如人们预想,绽开绚烂的花朵,
一个崭新的,娱乐至死的时代却悄然来临……

崔健喊来“七合板”的老朋友杨乐,
曾经担任专辑制作的“子曰乐队”,
拼尽气力,为中国摇滚摇旗呐喊,
然而,终究逃不过《中国之星》低迷的结局。
“滚动三十”演唱会上,崔健说:
“大家站起来吧,坐着听摇滚多累啊!”

台下响应寥寥,使这句话充满无能的力量,
再没有多少人,能够像当年那样狂热呼应。
这些年来,很多人都变得越来越“聪明”,
时代变了。

崔健,更像一个老战士该有的样子,
他用颤抖的双手,对抗着整个世界。
这个轻佻时代,流量偶像你方唱罢他登场,
还好,老崔还没到提起来没人认识的地步。

老崔是难以单纯定义为“摇滚歌手”的。
他是自由音乐人,剧变记录者,
心灵的描摹师,时代的介错人。
他的歌词,开创并标示了汉语新高度;
他的写作,直击中国社会文化命门穴。

他大概会困惑,“美丽新世界”太浅薄,所以他无用武之地。
不过,他看尽眼前楚剑吴钩,从来平生未低头。
这点,像极了臧天朔,难道这就是摇滚人的性格?
可是中国的摇滚,全都嫁给了香港人?
(本文作者:许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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