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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普p1008曾穷石丨既是土官不为例:十五世纪龙州土司修建报恩寺的纷争-民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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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穷石丨既是土官不为例:十五世纪龙州土司修建报恩寺的纷争-民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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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土官不为例:十五世纪龙州土司修建报恩寺的纷争
曾穷石,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博士,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15 世纪龙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土司修建寺庙——赦修大报恩寺所引起的纷争,来探讨土司政治在边远的地方区域社会如何运作。本文认为,土司修建寺庙,是汉人出身的土司对核心圈的官僚政治的向往,试图用此来文明教化边地的番人和实现自己的士大夫理想。围绕修建寺庙,龙州土司与龙州当地土司集团、士大夫阶层交游往来,同时又通过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央王朝高级官员的交际,取得外在于土司政权的支持,并利用朝廷宦官专权的契机,投宦官王振佞佛所好,获得了明英宗的特许授权,在边地龙州得以修建完规模宏大的寺庙,完成了不可为之事。报恩寺的修建,是土司政治与帝国官僚政治角力的产物,展现龙州这一偏远的地方区域社会与帝国的权力核心进行互动与关联的过程。
从小,我即生活在土司的观念世界:我的家乡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在历史
上是土司统治区域,“土司”以一种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形象浸透于我生活的方
方面面。明代土司修建的报恩寺,坐落于县城东北边,是我自小玩乐之地,班上学习不好的男同学却说报恩寺是他们家的;结伴出现在县城街头巷尾的白马人,他们在历史上都是“土司老爷的人”,说起土司来,许多连汉话都不灵光的白马人称其为“王老爷、薛老爷”;甚至我家的后院,县政府衙门所在地,一处破败
不堪的四合院,大人们也说,那是以前的土司官署。因此,在我的认知里,平武的历史,天然地与土司关联在一起,而土司,又与平武之外更广阔的区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报恩寺即是土司前往北京朝贡后回来修建。我的小学校园里,有座乌龟驮着的碑,那是我自小玩耍之处,年齿渐长,也能认得上面刻有字,写着明代薛土司薛继贤率土司兵出征松州的“故事”。报恩寺的存在让我知道平武这个僻远的地方区域社会,在历史上曾经与帝国的中央“北京”发生过联系;“乌龟碑”使我清楚,今日仅仅是一个不足3 万人口的县级行政机构的平武,也曾经是控扼岷江上游、涪江上游,番汉混杂的交通孔道。随着我走出家乡负笈求学,知识储备逐日增长,土司的印迹在我的生活中越来越淡,平武渐渐变成与中国绝大多数县城类似的地方区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渐渐忘记了土司曾经与家乡密切相关。
后来,我选择历史作为专业,在了解自己家乡的过往时,我接触到了记载平武历史的地方志《龙安府志》。1从地方志中,我读到了关于平武土司的种种往事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各种“关系”,儿时听来的“故事”与方志呈现的平武历史相
对接,土司的印迹跃然纸上:土司与来自于中央王朝的权力博弈,土司与番人间由战争和礼仪相勾连的关系表演,土司与龙州士大夫间的诗词唱和与婚姻联系,等等,展现出一幅鲜活的生活画卷。平武的历史,还原为与土司息息相关的记忆。土司的历史存活地方志、家谱和平武人的记忆中,由王土司修建的报恩寺,则成为连接历史记忆与地方志书写的空间。
报恩寺,全称为敕修大报恩寺,开工修建于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 年),其主体建筑由王氏土司第10 代、土官佥事王玺(1405-1456 年)历时七载而成。报恩寺各大殿堂里供奉的佛像、壁画则是在王玺故去后由其子、王氏土司第11代土官佥事王鑑主持完成。与王玺、王鑑同时代的龙州宣抚使薛忠义、宣抚副使李爵对报恩寺予以捐赠,塑佛像、供香火,李爵还捐赠了山地作为义田。回到历史现场 ,可以知道修建报恩寺是一项由土司发愿召集、龙州各方人士参与的集体事业。2明英宗颁发圣旨,王玺奉旨修建,僧人和当地士绅参与其中。500 多年前修成的这座寺庙,位于平武城的东北边,从东边的迎晖门进入平武城,首先进入视线的就是报恩寺。同样由土司修建的迎晖门和迎恩楼已然消失在历史中,只余报恩寺,古柏森森,依然暮鼓晨钟,讲述这个寺庙和这座城的故事。
王玺与报恩寺
报恩寺的修建是15 世纪的边地平武的一件大事,也是龙州土官佥事王玺一
生中最重要的功德。
报恩寺的修建者王玺于宣德三年(1428 年)接任龙州从仕郎判官。自南宋
末年王氏一族进入龙州为土官至王玺,已传了10 代。南宋嘉泰三年(1203 年),因龙州番乱,宋宁宗派新科进士王行俭进入龙州任判官,王行俭在任开疆拓土,兴俗化夷有功,宝庆三年(1227 年)与知州薛严、副使李邕同赐世袭。此后,王行俭之子王堞接任龙州判官,王堞于嘉定年间流寇围城时战死。王堞之子王不疑继任。王不疑之子王坤厚,元朝时任龙州长官司长官。王坤厚之子王文质接任龙州长官司长官,后升授龙州守御千户所千户。王文质长子王祥,元至正十一年(1351 年)授龙州元帅府副使,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改龙州宣慰司副使,洪武七年(1374 年),授悉龙州从仕郎判官。王祥之子王思民,洪武十四年(1381年)接任龙州从仕郎判官。王思民长子王真,永乐三年(1405 年)袭职。王真之子王宗政,永乐二十一年(1423 年)接替从仕郎判官。王宗政无子,之后从仕郎判官之职由其叔王玺接任,王氏土司转向王玺一系。《龙阳郡节判王氏宗亲墓誌》记王玺:
节判三槐王公玺,高祖王坤厚任龙州长官司长官。坤厚传于曾祖王文质。文质传于祖父王祥,升龙州元帅府副使,至正二十三年改龙州宣慰司副使。洪惟圣朝洪武四年,大军伐蜀,率众归附。洪武七年改设龙州衙门,授从仕郎判官职。洪武十四年,传于父王思民。永乐三年,传于兄王真。永乐二十一年,真传于侄王宗政。宣德三年,玺乃荣奉口兄袭父职。3
王玺接任判官是宣德三年,在这之前,宣德二年(1427 年),龙州边境发生了番乱。松潘千户钱宏不愿响应朝廷征调前往交趾,于是煽动番人闹事。4次年,朝廷派总兵官都督陈怀、刘昭,参将赵安、蒋贵等,率西军至威州入松潘。檄调龙州宣抚司宣抚使薛忠义,率同龙州子弟一千三百二十余名,同大兵策应。前至圪塔坝,遇番抢掠土民人财。薛忠义率兵奋勇冲入番阵,折获首级三十二颗,抢夺马、牛、羊匹、财物给还各民。兵进水圪垭,急救小河驿。连日大战,砍打桥梁,攻杀番贼。战五渡桥,斩夺小关子,攻取三舍,夺黑松林等关口,负命大战,直抵松潘城下。血战攻杀,番贼溃散,斩获首级二十三颗。甲鞍未解,随同都督策应叠溪、威、茂三卫所城池,斩首级一十二颗。各处解围,势如破竹,前后策应,共擒斩四十八级scc川川。呈验录功,秉奏由灌县、成都蜀府两院三司等官旌奖回州。
宣德三年是龙州土司响应征调为朝廷出力征伐的一年,王玺恰是在这一年继任土司,明代规定,土司“袭替必奉朝命,虽远在万里外,皆赴阙受职”5,因
此,虽然史书无查其事,但根据体制可知,宣德三年,王玺第一次以土司(判官)身份进京授职。宣德六年,王玺从成都请堪舆师为王氏祖坟山选址,将祖坟山从长惠迁至奉亲山。6宣德七年(1432 年),王玺再次进京朝贡7,宣德八年(1433年),番乱又起,王玺与知州薛忠义奉四川巡抚令,帅兵勇至松潘、叠溪等地平乱立功。8宣德九年(1434 年),因平乱有功朝廷升龙州为宣抚司,薛忠义升为宣抚使,王玺为昭信校尉宣抚佥事。9
宣德八年番乱,龙州土司在镇压叛乱中立功得到朝廷嘉奖,薛忠义与王玺分别称为从四品(宣抚司)和正六品(佥事)土司。宣抚使薛忠义将其在战中最终取胜的原因归咎于梦中玄帝的启示,因此薛忠义发愿修建了佑圣宫。10宣德十年(1435 年),龙州宣抚司佥事王玺着手修建报恩寺。《三槐堂王氏宗亲录》记:
宣德十年,玺念自洪武以来,父祖承爵,思无以报。寺南观音庙湫隘,古藏经无以安放,欲建修一刹。得僧正知等襄赞其事。乃走京师,爰具始末,具表奏闻。请准大创报恩寺宇,以为保障遐方、祝延圣寿宝地。天子念其土官,制不违例,特允所请。赐而归。正统五年(1440),卜地开基,面东座西拾材鸠工。伐石、劈陶,掘井城东。阅七年始成。11
王玺感念皇恩,思无补报,龙州又有古藏经无处安放,其想法得到了龙州僧人正知等的支持,坚定了其在龙州修建寺庙的决心。根据王信夫的回忆,王玺修建报恩寺的资金,全是自筹。王信夫记得,族内传说,王玺随同宣抚使出征松潘有功,朝廷奖银四万,以作修报恩寺之资。王信夫所说之征松潘之功,应是宣德八年随薛忠义出征之事。在得到皇帝许可后,王玺于正统五年(1440),“卜地开基,面东座西拾材鸠工。伐石、劈陶,掘井城东。阅七年始成。”7景泰三年(1452年)王玺去世,此时报恩寺尚未完工,其子王鑑(字景昭)继任土官佥事,继续其父修建报恩寺之事业,对报恩寺内的佛像进行装塑点染海南驾培网,“景昭既袭其荫,即以继述为事,功之未备者,咸为修葺。其七佛圣像、藏经函具、钟鼓法磬器具用之类,悉造塑铸饰”12,同时,王鑑还将其父遗像彩塑供奉于后堂万佛阁,使王玺成为报恩寺的终身供养人,“思其先人之功德,遂肖其遗像于后堂,颜其楣曰檀越,以著终身之募。”13除了王玺、王鑑父子竭尽全力出资修建外,龙州宣抚司宣抚使薛忠义,继任宣抚使薛公辅及其子薛永隆,副使李爵及其子李胤实等土司集团,以及包括薛氏、王氏子弟在内的龙州士大夫阶层,皆为之捐资捐地,“其致仕土官宣抚薛忠义,暨今宣抚薛公辅,副使李爵等,谓兹殿宇完整,未有佛像,吾与若各捐己资,粧塑正殿大佛三尊;百夫长薛忠信,同男薛志冕,粧圣父圣母;舍人薛忠恩,粧千手大悲观音,是亦大功德也;副使李爵,复舍山地四亩,以为常住。其余贵游、宦达,士民、商贾,各捐资,粧塑有差,不可枚举。是非善心昭著,广种福田,验之于此事者乎。”14
在包括土司集团和僧纲司在内的龙州各方人士捐资之下,天顺四年(1460
年),报恩寺修建完工,成为龙州自开设以来未尝有过的名刹,“金碧辉蜚,琉璃光耀,使荒芜之地化为宝坊,自州之开设未尝有也。”15
从王玺在龙州的一生来看,修建报恩寺是如今最广为人知的功德,除此之外,他接任龙州从仕郎判官后,还有一件重要之事:为王氏家族搬迁祖坟。王氏祖坟原在长惠山,因风水不利子孙,“然其祖父历世继俎,卜葬于长惠山之原,其山水形状,气势违和,以致室家为之迍如焉,少长为之邅如焉。公乃日夕忧勤,思欲得其吉穴,发而迁之,竭孝子之心,积有岁时。”宣德六年(1431),王延请来自成都的堪舆师李士杰卜地选址于今古城小坪山作为王氏祖坟山,并更名奉亲山,“宣德乙酉菊月望日,锦城李公士杰,为其指是穴于兹。” 16从长惠山迁祖墓筑大坟三座,建祠堂二(一为供灵位,一停柩),路旁列有石人石马、华表,立《奉亲山碑》以记其事,并购田土招人守墓。17
如今位于古城小坪山的王玺家族墓残基仍在,仅余残破的石马和《龙阳郡节判王氏宗亲墓誌》碑惠普p1008,散落于农田中被农民用作地基的,尚有一些残破的石碑。古城镇小坪山的原住农户,是当初王玺招募的家族守墓人的后代,上了岁数的人,还记得早年清明会时王家人到墓地祭祖的热闹。他们记得,当年除了墓地,还有一大片的房屋,里面一应俱全,供年节祭祖时王氏族人居住。后来,都被“抄了”18。
成书于道光二十年的《龙安府志》有王玺传:
“玺字廷璋,判官思民子,苕龄时有丈夫志。弱冠敦行力学,切切以经济自命。当承荫日,稔知番猡情形。泊袭后,子惠番民,颂声载道。宣德八年松、茂、叠溪等处番猡作乱,率兵征剿,歼厥渠魁,升授宣抚佥事。僻东南堡栈,劝民开垦,民始富饶浪漫龙驹。又为郡兴学校,聘硕儒鲁卓吾先生,涵育人才。是时差徭颇重,三州七县五坝之民,苦于输将,解囊分助,郡人德之。19
地方志对王玺的记载,可知王玺颇有人望,未任土司时,注重自身修养,因他是从无后代的侄子王宗政手中承袭判官,他并不是自幼便知晓会成为土司,因此他“敦行力学,切切以经济自命”,饱读诗书。而在机缘巧合得以为土司后,又安于土司职守,在承袭当日,即先了解番人情况,即位后对番人加以优待,故而番人对其“颂声载道”。宣德八年王玺随同薛忠义响应朝廷征调,出兵岷江上游,为明朝平定作乱的番人立下功劳。又对龙州东南无人居住区域进行开荒,为民争利。同时他在龙州兴学校教育,聘请有大学问者为龙州培育人才。而彼时龙州差役、徭役颇重,王玺又私人解囊,帮助三州七县五坝的百姓度过难关。故而“郡人德之”。
正是这样一位得到龙州番、汉百姓拥护的土司,耗尽家中资财,历经波折,主持修建了报恩寺——这在15 世纪的土司辖区龙州,不能不算是一件大事。也正因为围绕修建报恩寺所产生的纷争,使得王玺原本的“好”的形象在后世被加以歪曲,且在上个世纪60 年代以来,配合地方文化宣传需要,制造出了一系列王玺谋反想当皇帝的传说:
土官王玺进京朝贡,到北京后他看到了皇宫的富丽堂皇,见识了帝王生活的富裕,心生羡慕。从北京回到平武后,想着这个地方山高皇帝远,在这里也修个皇宫当土皇帝,朝廷肯定不会知道。于是王玺重金召募当初修建北京紫禁城的工匠到平武,仿照紫禁城的样式修建了一个“土皇宫”。“土皇宫”修成后,王玺将匠人尽数杀死,从此当上了土皇帝。然而王玺在平武修了土皇宫的消息还是传到了京城,皇帝派钦差大臣到平武查看究竟。这边王玺由于朝中有人,知道了皇帝派人来查,惊恐走投无路之际有人给他出主意,叫他把土皇宫改成寺庙,说是为了报答皇恩而修的寺庙。于是王玺一边派出美女前往成都,拖延钦差大臣到达平武的时间,于是钦差大臣到平武的时间花去了3 年多,在这3 年多的时间内,他在高人指点下迅速将皇宫改建成寺庙,按照寺庙的形制,塑了各种佛像,在每一大殿供“当今皇帝万万岁”的牌位,并为寺庙取名为“报恩寺”,彰显修寺庙的目的是报皇恩。待钦差大臣一路游山玩水到达平武,见到的是一个一心报恩的忠诚土官,而并非谋逆的土皇帝,王玺又奉上了许多金银,于是钦差大臣回到北京后,向皇帝上报,说王玺在平武修建的是寺庙,是为了报答皇恩,并非传闻的土皇宫,他是忠诚的土官,并非是谋反的叛臣。明英宗相信了钦差大臣的报告,也有感于王玺的忠诚,专门下圣旨认可这个寺庙:“既是土官不为例,准他这遭”,并且赐给了报恩寺名字,叫做“勅修大报恩寺”。王玺也因此躲过了谋逆的罪名,反而还成为忠臣。20
这个传说在平武广为流传,考其这一传说产生的背景,最早出现于1962 年。当年,平武县文化馆铅印了一本《平武文艺》的小册子中有一首诗歌,题目叫做“小中坝”。
平武小中坝,龙安北山下。相传‘番王’要登基,大兴土木建宫厦。‘新主’
登龙殿,三箭京城打;京王怒火发,统兵来征伐。哼哈二将吓慌了,背起宝珠天上爬;土地老汉怒大发,一棒打珠掉河坝。珠沉泥淤积,年年越高大。从此成州地,万古传佳话。21
这首诗,经平武县宣传部门传播后,慢慢流变成土官王玺修建皇宫造反之事。我在田野工作中,与当时参与编写《平武文艺》的文史工作者访谈后得知,这首诗歌的产生,以及之后流传开的王玺修建土皇宫是为了迎合当时反封建的思潮,平武地区最大的封建的靶子就是土司,而报恩寺这座建制恢弘的寺庙,怎么看也与破旧的平武城不协调,因此就创作出了这么一个故事。22
正是随着这样的传说的流播,王玺由一个“好”的土司变成了谋逆造反之人。
现存报恩寺内,立于天顺六年(1462 年)报恩寺全部完工之后的《报恩宝坊十
景诗》序赞他:
能建是功迹于世者,龙阳宣抚司前佥抚王侯,实为其人焉。侯名玺,字廷璋,貌异而才优,行高而智广。崇儒奉释,夙植善根。且乐施不倦,好谋而成。一日谓释子正知曰:“吾受命于朝,世守斯土,与国同休,恩至渥也。夙夜感戴,未遑莫报涓埃。维欲建修一刹,令尔等朝夕祝延圣寿,以表丹诚;古遗藏经而有所安放,一举两得,不亦可乎?”正知以手加额,赞叹未有。
既而,侯值以例朝贡京师,乃具本以闻。皇上可其奏,赐敕而归。侯遂大捐己资,修寺一所,名曰报恩。俾楼阁殿宇,突兀峥嵘。广厦长廊,金碧交映。前有三桥二幢,狻猊守卫。后有碑亭、法座、轮藏、大悲。与夫禅榻、僧房、香积之所,莫不焕然一新,七载而就。其功德之高,赞莫能尽。非善念纯诚,负非常之才者,岂能建是莫大之功,以传不朽者哉?23
刘孟璿所作报恩宝坊十景诗中有专为王玺所作的诗“俨雅遗容更肃恭,凛然仪度迈英雄。宏开库藏铺祗地,大舍金珠建梵宫。准拟英名登佛典,还期灵异辅宗风。造来功德如山海,千载令人叹莫穷。”可知王玺及其修建的报恩寺,在龙州,本身即是一桩功德无量的大事。
王玺修建报恩寺历时七载,正统十一年(1447)王玺41 岁之时修成主体院
落,寺内的塑像以及后续的修葺则是在景泰三年王玺去世后由其子王鑑于天顺四年(1460)完成。
报恩寺在古代寺庙中属典型的前佛殿、后高阁平面布局,根据焦洋的研究24,与报恩寺同时期的北京智化寺也采取了这种平面布局方式。在这种布局中,位于寺院中轴线后部的楼阁处于统领建筑群整体形象的重要地位。报恩寺自南而北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万佛阁。在天王殿与大雄宝殿之间,左右对称有华严殿与大悲殿。大悲殿与万佛阁之间左右对称有两个碑亭,右边是“九重天命”,左边为“敕修大报恩寺之记”,两碑亭的北面是万佛阁。寺中立于正统十一年(1446 年)的《敕修大报恩寺碑铭》记报恩寺的形制:
殿宇深峻,阶墀轩敞。殿之前,则有天王殿、三桥、山门、二狮、二幢、钟楼,而极其华美。殿之后,则有万佛楼、二亭、戒台、龙神祖师之堂,而极其壮丽。殿之东西,峙以大悲殿、轮藏殿,而翼之廊庑。楼之后水泽亚纪,则环以方丈,僧寮、斋厨、库舍,悉完整清洁。其粧塑点染,雕琢藻绘,黝垩丹漆,金碧琉璃,争光照耀,炳焕夺目,盖巍巍乎其不可及也。25
后王鑑又修了后堂万佛阁26,并将王玺遗像供奉在内。
今景昭既袭其荫,即以继述为事,功之未备者,咸为修葺。其七佛圣像、藏经函具、钟鼓法磬器用之类,悉造塑铸饰。思其先人之功德,遂肖其遗像于后堂,颜其楣曰檀越,以著终身之慕。27
《敕修大报恩寺碑铭》以大雄宝殿为中心,描绘了报恩寺的基本格局。如今
的报恩寺保存完好,除戒台、祖师堂、僧寮、斋厨、库舍已不存外,主体建制俱全。
大明正统十一年,王玺在报恩寺立《九重天命》碑,碑上刻有圣旨:
奉圣旨:既是土官不为例,准他这遭。钦此钦遵。修理报恩寺一所,转轮藏一座,完备安放藏经,祝延圣寿,具本谢恩外。
大明正统十一年十以月吉旦
土官佥事王玺建立
王玺将圣旨特意刻碑,从圣旨内容看,当时年仅9 岁刚继位的明英宗,对报
恩寺的定位是,安放藏经和祝延圣寿。而“既是土官不为例,准他这遭”,又表
明了背后尚有隐情。
根据卜正民的研究28,明代为了强化儒学的独尊地位,不允许在民间修建新的寺庙,例外是皇帝授权。明初,洪武时期,归并天下寺院,保留的多为大寺院和古代寺,也有各方需要新修一些寺院,总体看来所修寺院比所禁寺院多。宣德皇帝对寺院修建限制尤为严格。宣德四年,僧志了请化缘重修京城西万安寺,宣宗谕曰:“化缘者,巧取诳夺以蠹吾民,不可听。”宣徳六年(1431 年),行在工部尚书吴中请修山西代州圆果寺塔,宣宗不从。同年,戸部请蠲免宛平施舍崇国寺园地税,宣宗令以其地还民。不过,宣宗朝也特赦部分寺庙,并对这些寺庙赐给赦书护持。赵轶峰认为惬意造句,这类“赐给赦书护持的寺院地位仅次于朝廷赦建的寺院,都是与朝廷有直接关系的寺院,体势高于民间一般寺院。”在到正统时期,有许多寺院废坏,朝廷亦申令不得重修。29在明初严苛的宗教控制政策之下,王玺能够能取得皇帝的授权修建一座形制张扬的寺庙,恰恰是因为他是“土官”。
王玺因其土官身份,得到皇帝的特许授权修建了报恩寺,其如何取得圣旨的过程,龙州地方志和官修史书皆没有记载。不过,不同时期立于报恩寺内的碑文,却能告诉后人,其间经历的波折与纷争。
碑文隐藏的历史
《九重天命》圣旨碑背后镌刻有《敕修大报恩寺碑铭》,道出了王玺修建报
恩寺的过程。
敕修大报恩寺碑铭
物之大者,莫有过于天地。惟圣人之心,为能包括焉。是故日月星辰,天之文章也。春夏秋冬,天之刑赏也。风雨霜露之交互寒暑,草木鸟兽之荣瘁生育,举不能出于方寸之表。
自吾宣圣参乎两间,其道甚尊,其教易行。所以集群圣之大成,无有拟伦之者。
厥后,西方有大圣人者,名曰佛。其道尚清净寂灭,以明心见性为宗旨,以谈空入定为阃奥,说三百五十会之妙法,运八万四千座之浮图。而西乾诸国推为世尊,其名号之大概可知矣。
及乎东汉明帝,梦金人长丈余,其教遂骎骎遍于中国。中国沙弥于名山胜地,建立寺宇以奉供之。若精舍、招提、宝坊、金刹、丛林、梵宫、庵院之类,名虽不一,而所以事之者,同一诚也。故后世称颂佛者,谓天地之至大,不足以等佛之法身,谓日月之至明,不足以拟佛之毫相,谓尘沙之至广,不足以数佛之功德。噫!诚若斯言,则佛之方寸包括天地而无外矣。其信也欤?其弗信也欤?
龙阳旧治青川,洪武中徙今乐平。古有观音院,在今寺之南,规制湫隘,无以容众。土官佥事王玺思无补报,欲大创寺宇,松峰莉璃保障遐方,乃与土僧正知叶同开山。遂请于朝,皇上允之。纶音既下,卜其美地。水环以流,山拱而秀。抡材鸠工,伐石陶甓。经始于正统庚申,龙人之趋事赴功者,罔敢或后,越七祀而告成。殿宇深峻,阶墀轩敞。殿之前,则有天王殿、三桥、山门、二狮、二幢、钟楼,而极其华美。殿之后,则有万佛楼、二亭、戒台、龙神祖师之堂,而极其壮丽。殿之东西,峙以大悲殿、轮藏殿,而翼之廊庑。楼之后,则环以方丈,僧寮、斋厨、库舍,悉完整清洁。其粧塑点染,雕琢藻绘,黝垩丹漆,金碧琉璃,争光照耀,炳焕夺目,盖巍巍乎其不可及也。
于以祝延圣寿,于以护国保民,非特为观美而已。乃走书京师,谒余为铭,将勒诸石,以传示永久。
夫有绝伦之才器,斯能成莫大之事业。有莫大之事业,斯能护无量之功德。故作之于昭昭之际,而报之于冥冥之中。矧佛圣之心,以慈悲为本。人有纤芥之善,颠罔不俾之如意。初不计其智,愚贤不肖,而咸囿于化化之天。
今王公,才田如此其高,事业如此其大,功德如此其广,佛圣之心当何如哉?其报施之效,必显于后裔,而垂裕于无穷也。
铭曰:龙城之内,地平以丰。一水萦带,四山穹窿。开基创寺,坐西面东。伊谁檀越,佥抚王公。奏于帝廷,帝曰准从。敕赐寺额,永示褒崇。危楼大殿,法门有容。祝延圣寿,普化愚蒙。祥云绚采,慧日当空。资费无筭,福德在躬。有僧正知,赞襄同功。阐明三学,振扬宗风。我铭贞石,传之无穷。
大明正统十一年岁次丙寅春三月 上浣
赐进士出身翰林院检讨金川李本 撰
儒士吉水黎綖书丹并篆盖
是岁冬十一月吉旦 立石
碑铭由翰林院检讨金川人李本所撰。王玺在报恩寺建成后,“走书京师”,请
李本为其作铭文。李本从佛教教义本身出发,论证了王玺修建寺庙是出于对佛法的信仰,又指出王玺修建报恩寺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是当时的龙州州治所在地乐平(今平武县政府所在地)30旧有的观音院地势低洼,且不能满足龙州人民的宗教信仰需求,“古有观音院,在今寺之南,规制湫隘,无以容众”,二是王玺身为土官佥事,希望通过修建寺庙实现护国保民,“思无补报,欲大创寺宇,保障遐方,乃与土僧正知叶同开山”,三是为了祝延圣寿,普化愚蒙,也即是实现文明教化。王玺修建报恩寺得到了龙州地方各阶层人士的支持和积极响应,“龙人之趋事赴功者,罔敢或后”,尤其是得到了僧纲司正知和尚的支持。在李本看来,王玺修建报恩寺是具有无限功德之事,于佛法上,能“阐明三学,振扬宗风”。
在报恩寺中还有一块与《敕修大报恩寺碑铭》同时的《敕修大报恩寺之记》碑,立于正统十一年(1446 年),这块碑也记载了王玺修建报恩寺的过程,较之李本所记,更为详尽。
《敕修大报恩寺之记》
忠君爱国,人臣之本心也。建寺奉佛,人心之至善也。然势有可为而不为,理不可为而为之,均之不得为忠君爱国。不忠君爱国,必孤君恩而罔之所报,则福亦何至而生哉?余尝伏读御制大诰有云:民知报,获福良有以夫!
龙州宣抚司土官佥事王公玺,字廷璋,以明敏之资,绍箕裘之业。自皇明奄有六合,厥曾祖讳祥,效忠归附,拜本州判官,护守兹土,享有爵秩,延及子孙,恩至渥也。宣德间,西戎犯边,公率民兵策应,累著奇功,朝廷升州为宣抚司,遂阶今职。心虽一饭不忘,未有明著其念,以昭示于人者。
故以势之可为,惟建寺以祝延圣寿为允当,又惧拂乎理而为之,则亦非所宜也。爰具始末,请之于朝。圣天子念其土官,特允所请而不为例。岂非廷璋忠君爱国之心,有以感动帝心,而致然欤?寺既落成,乃走书京师,征余为记。
夫忠君爱国之诚,出于天性之自然。不以地之偏正而有异,不以人之贤愚而或殊。然所以不能忠爱者,以其溺于人欲之私,而昧乎固有之善。天理民彝,由是泯没,其不混于非类者,几希。或者诘余曰:佛本西方圣人,自东汉永平间,始流入中国。厥后蔓延派衍,弥满天下。上至王公贵人以及黎庶,罔不敬信其道,而事之若君王父母。然传其教者,必剪发剃须,往往外君王父母,而曰方外上人,是安能尊君亲上,有益于忠爱者哉?余曰:不然。天竺、身毒、舍卫诸国,俱有城郭、君民,其法度教令,亦必奖忠孝而禁悖逆。且佛即是心,心动则觉。以此觉彼,彼自觉之。觉之不已,则十百千万亿兆之众,同乎此觉。是以方寸之中,虚灵洞彻,而万虑平息,绝无纤尘之翳。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人而知此,则于忠君爱国乎何有。
今土官佥事王公,真知灼见,创寺而皈依象教焉。所以祈国永宁,而祝圣寿于无疆也。殆见子子孙孙钟奇毓秀,绳其祖武,护福流庆,食报于未艾也。或者唯唯而退,遂书以为记,俾勒诸坚珉,用传不朽云福鼎人才网。若乎殿宇之崇卑深广,则具梓人之书,余不伸喙。
大明正统十一年龙集丙寅春三月之吉
赐进士及第翰林院编修长宁周洪谟 述
儒士吉水黎綖书丹并篆盖
是岁冬十一月吉旦 立石
《敕修大报恩寺之记》由翰林院编修周洪谟所撰,同样也是王玺写书信请其
为之做碑记。与李本从弘扬佛法的本位出发记此事不同,周洪谟首先强调王玺修建报恩寺是其“忠君爱国”的体现,更多的记录了王玺为朝廷所作的贡献。他写
道,王玺自其高祖王祥归附明朝以来,屡屡帮助朝廷立功,尤其是宣德年间帮助朝廷打退西戎,得到封赏,升为佥事,王玺对皇恩一直思“补报”,于是想修建
寺庙,以“祝延圣寿”。但修建寺庙在明代不是随意的行为,故王玺也甚是纠结,
“故以势之可为,惟建寺以祝延圣寿为允当,又惧拂乎理而为之,则亦非所宜也”,后来,王玺将其修寺庙的想法上奏到朝廷,明英宗因土司的特殊性,故而准其修建,但也声明,这是下不为例之事。“爰具始末,请之于朝。圣天子念其土官,特允所请而不为例。”周洪谟认为王玺得以修建报恩寺,是因为其衷心诚意感动了明英宗,故而才得以在龙州修建寺庙。“岂非廷璋忠君爱国之心,有以感动帝心,而致然欤?”
周洪谟详细记下了王玺得以修建报恩寺的经过,在明朝严格控制寺庙数量、规模的情况下,王玺得以取得英宗授权,不仅在龙州,在整个明帝国范围内都是一件不可多得之事,虽说明朝也不乏有特许修建寺庙的特例31,但王玺以一边地土司能获得这样的特权,仍是极为罕见。周洪谟将此归结于王玺的忠君爱国之心感动了英宗。周洪谟的认识能代表士大夫阶层对此的普遍看法。但王玺得以成事的原因,还有待继续深入探讨。
报恩寺的全名,为“赦修大报恩寺”,英宗赐的匾额,由杨升庵32所书。景泰
三年王玺去世后,其子王鑑袭任土官佥事,继续修建报恩寺,历时八年,至天顺四年(1460 年)完工。
王鑑借前往京师朝贡的机会,延请礼部郎中孙茂撰写《敕修大报恩寺续葺碑铭》,邢部郎中李宽撰《敕修大报恩寺功德之记》,天顺四年立石于报恩寺中。33
《敕修大报恩寺继葺碑铭》
赐进士奉议大夫礼部郎中安岳孙茂撰文
赐进士前翰林院庶吉士行人司行人仁和张瑄篆盖
赐进士承德郎户部主事成都桂□书丹
德及于人者,必生继述之贤。孝存乎己者,必以继述为事。此天理为有在,而人道之不泯也。然作之于前固有其人,而述之于后匪得其人,则德日损而孝弗彰。求之细微之事,且不足征。况宝坊之大,而能修葺者哉?必也拔萃群伦,超迈庸辈。念先人克艰创造之勤,踵昔日已为未为之志。俾德之及于人者,日益盛。孝之存于己者,日益纯。则名实相孚,前后一辙。揆其可以克当此者,余于龙州宣抚司土官佥事,王公乔梓足征矣。
公名鉴,字景昭,尝从晋阳鲁宗勉先生游,讲求群书子史及居官为政体要。其先君子讳玺,字廷璋,世守兹土,才雄志大,德政俱优。其信向佛道,出于天性。知佛法慈悲,普化颛蒙而詟残暴。其五戒十善,可以辅行王化,可以祝延圣寿。但未有壮丽梵刹以兴像教,而启昏昧,使一州之人无所信向,靡沾佛道之利益。
因旧有大藏全文一部,无所收贮。乃以己之园地一区,深广如度。遂与土僧正知具本以闻,时廷臣以例执之。皇上嘉其土官,能以保障遐方、祝延圣寿为请,故不为例而允之。
既奉敕旨,爰竭资产,鸠工积材,出心修造。正知及普恩、海祥,赞襄其事。始创于正统庚申,落成于丙寅之岁。正殿绘十二圆觉,殿后塑观音大士,两庑绘释氏源流并圣僧罗汉。左右二殿,有大悲千手观音圣像,华严十会,转轮宝藏,七佛诸天楼阁,祖师龙神之堂。前殿天王、山门、明王、金刚、圣旨赐额、二亭、三桥、二幢、二狮、钟楼、戒台、方丈、禅室、库舍、斋厨,无所不备。金碧辉蜚,琉璃光耀,使荒芜之地化为宝坊,自州之开设未尝有也。功德仅完,公遽即世。
今景昭既袭其荫,即以继述为事,功之未备者,咸为修葺。其七佛圣像、藏经函具、钟鼓法磬器用之类,悉造塑铸饰。思其先人之功德,遂肖其遗像于后堂,颜其楣曰檀越,以著终身之慕。而朝钟暮鼓,梵呗飞扬,祝延圣寿,宁有既乎。
夫以廷璋作之于前,景昭述之于后,父子之心同归一揆,所谓趾美克肖,肯堂肯构,信不诬也。非德之及人,孝之存已,能如是乎?况景昭之季父廷玉,积善植德;二弟钺、钥,俱输粟冠带;孙枝尤盛。其德及后人,又可征矣。景昭以入觐留京,谒余寓舍,备道其详。且干为铭,谊不可辞。为之铭曰:
王氏先世,其德难名。及乎廷璋,积善尤增。创造寺宇,奏于帝廷。
危楼大殿,金碧辉明。勤力七载,功德完成。未几即逝,景昭继承。
补其未备,笃信力行。芝兰拥砌,槐阴满庭。慈悲利益,德荫后人。
永垂千古,著乎斯铭。
天顺四年岁次庚辰春二月初吉辛巳岁冬十月良旦立石
龙州宣抚司土官佥事 王鑑
叔王璧
弟王钺王钥
男王瀚
王鑑借到北京朝贡之机,亲到奉议大夫礼部郎中孙茂家中,告知孙茂他修建报恩寺的原委,请孙茂为其作碑铭。“景昭以入觐留京,谒余寓舍,备道其详。且干为铭,谊不可辞”,孙茂提及王玺修建报恩寺所经历的一番波折,大致可以还原正统五年王玺修建报恩寺时所遭遇的阻扰:王玺因为信仰佛道,想通过佛道来影响龙州百姓,以达到教化之目的,“其信向佛道,出于天性。知佛法慈悲,普化颛蒙而詟残暴。其五戒十善,可以辅行王化,可以祝延圣寿。”但是龙州没有一所寺庙作为实现文明教化的场所,“但未有壮丽梵刹以兴像教,而启昏昧,使一州之人无所信向,靡沾佛道之利益”,故而龙州当地佛教不昌盛,未能达到开启民智的目的。在王玺所立的两处碑中提到的修建寺庙缘之外,孙茂第一次提到了龙州旧有一部大藏经,无所安放,“因旧有大藏全文一部,无所收贮”,于是想在自己家的土地上开辟出一块修建寺庙,“乃以己之园地一区,深广如度”,一来存放经书,同时祝延圣寿,于是与土僧正知将这一事件原委“具本以闻”朝廷。孙茂还原了当时遭遇的反对,“时廷臣以例执之。”廷臣所执之“例”,即是民间不得私自修建寺庙之例。明初,朱元璋规范佛教,设立僧正司管理佛教事务,王玺与僧正知将要修建报恩寺之事,首先呈报的,即应该是僧正司,在由僧正司提交圣山。介于朝臣们的争议和否决,明英宗认为,王玺为龙州土官佥事,其通过修建寺庙来教化远近番汉人民,保障一方安稳,且以此来为皇帝祈祷,是可以不拘泥于“例”而给予授权的,“皇上嘉其土官,能以保障遐方、祝延圣寿为请,故不为例而允之。”
与《敕修大报恩寺续葺碑铭》同时立于报恩寺内的,还有奉议大夫邢部郎中李宽所撰《敕修大报恩寺功德之记》
《敕修大报恩寺功德之记》
赐进士奉议大夫刑部郎中叙南李宽撰
四川布政使司右参议江夏王彦成篆盖
蜀府纪善迪功郎吉水黎纮拜 书丹
天道之福于人者,在乎作善。善心之感于人者,在乎立诚。盖诚者,作善之本。而善者,感人之本。以善感人,人心自化。则大功德由斯而著,大福田由是而广。其福祚之来,自有不容已者。故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此之谓也。大雄氏之道,广大无极。此感彼应,普利有情,约而言之,善之一字而已。
自其教入中国,禅宗寖盛,三尺童子皆知其慈悲利益。故可以化冥顽,抑强梗。羽翼乎帝王,无为之治,然非有宏大寺宇以兴像教,则人无所瞻仰,而向善之心或几乎息泯。天下郡邑,名山胜地,往往皆有寺院庵塔,无非欲人向善,大作功德,广种福田。使人人皆兴起其向善之心,而悖逆作慝者渺矣。
先龙州宣抚司土官佥事王玺廷璋,发心修造梵刹,奏于帝廷,经营七载,始克完成。其大殿危楼、廊庑僧舍、轮奂一新,金碧交辉,琉璃争耀。若地涌灵鹫,天降兜率。西山之外,见此宝坊,诚为一大功德也。龙人瞻仰,莫不啧啧称叹。是非善心开明,欲种福田,兆之于此者乎。
其致仕土官宣抚薛忠义,暨今宣抚薛公辅,副使李爵等,谓兹殿宇完整,未有佛像,吾与若各捐己资,粧塑正殿大佛三尊;百夫长薛忠信,同男薛志冕,粧圣父圣母;舍人薛忠恩,粧千手大悲观音,是亦大功德也;副使李爵,复舍山地四亩,以为常住。其余贵游、宦达,士民、商贾,各捐资,粧塑有差,不可枚举。是非善心昭著,广种福田,验之于此事者乎。
佥事王鉴景昭,思先君子所作功德,薛李诸公所种福田,不可湮没,因之觐京师,征余记其事,将归而刻石,以彰厥善,以启后人,辞之不获。乃告曰:“昔者迦文出世,亦有给孤施园祇陀,施树以为精舍。而优陀延王,最初造像遂成三百余尊,大阐空法,以流圣教。其给孤祇陀、优陀延王之功德,历千万年而尚存也。”
今薛公忠义等种此福田,真若灵山一会,俨然未散也。然非王公廷璋造寺于前,有感其善心,则亦莫能兴起以趋于佛日之中,无获成就此大功德也。将见种此得彼,传之后裔,沐天恩,享天爵,绵延流庆,当与佛海之波同流而不尽也。
是为记。
天顺四年岁次庚辰春二月初吉 辛巳岁冬十月良旦 立石
龙州 宣抚司 宣抚 薛公辅 荫嗣 薛永隆
副使 李爵 荫嗣 李胤实
佥事 王鉴 荫嗣 王瀚
经历 区成
随司 办事长官 薛忠翊
把事 王思聪 杨子文 岳海
管工人 任□ 王□ 任进通 康兴永
李福结 赵才之
知事 康进忠 阴阳 正术 任凤
僧纲司 都纲 惠凯 副都纲 智钦 开山住持 土僧 正知
匠人 卢瑀 严 普灯 朱福 何济 文敏 洪实 曾伯□ 王福
儒学教授 井源 训导 何玘 义官 李胤宽 王钺 王钥
冯和 驿丞 许彦章
匠人 郭 鼎 赵志忠 李子贵 贾大隆 龚先 雍
文书 强林 雍文谅 易永进 蒲景安 强永林
王鑑同样利用进京朝贡之机,请刑部郎中李宽为之撰写的《敕修大报恩寺功德之记,“佥事王鉴景昭,思先君子所作功德,薛李诸公所种福田,不可湮没,因之觐京师,征余记其事,将归而刻石,以彰厥善,以启后人,辞之不获。”李宽没有过多记载王玺如何取得英宗授权修建寺庙,他只特别提到王玺发愿修建寺庙后,“奏于帝廷”,寺庙修成后,规制辉煌,“先龙州宣抚司土官佥事王玺廷璋,发心修造梵刹,奏于帝廷,经营七载,始克完成。其大殿危楼、廊庑僧舍、轮奂一新,金碧交辉,琉璃争耀”,这样规制的寺庙在龙州是第一次见到,故而“龙人瞻仰,莫不啧啧称叹”。他尤其提到,报恩寺的修建是一项集体事业,房屋主体建筑由王玺王鑑父子完成,殿内的佛像则是由龙州土司集团和士大夫们合力捐赠,前后两任宣抚使薛忠义、薛公辅和宣抚副使李爵捐资塑大雄宝殿的三尊佛像“其致仕土官宣抚薛忠义,暨今宣抚薛公辅,副使李爵等,谓兹殿宇完整,未有佛像,吾与若各捐己资,粧塑正殿大佛三尊”,百夫长薛忠信及其子薛志冕,出资塑了大悲殿的圣父圣母“百夫长薛忠信东方符斗祭,同男薛志冕,粧圣父圣母”,舍人薛忠恩出资塑了大悲殿的千手观音“舍人薛忠恩,粧千手大悲观音”,宣抚副使李爵还捐出四亩土地给报恩寺,“副使李爵,复舍山地四亩,以为常住”,龙州的士大夫们,也都为了报恩寺各尽其力,“其余贵游、宦达、士民、商贾,各捐资,粧塑有差,不可枚举。”
王玺所立的两块碑,是他通过书信往来请李本与周洪谟所写,而王鑑所立的碑文,则是他进京亲自与孙茂、李宽会晤而请得。相比较李本与周洪谟提到修建报恩寺的必要性,孙茂尤其提到,由于龙州旧有古藏经无处安放,报恩寺修成后,使古藏经得其所在,更是合理化了英宗圣旨里提到的“修理报恩寺一所,转轮藏一座,完备安放藏经,祝延圣寿”。考虑到明朝对佛教的严苛政策和对寺院严密监控,加之王玺请修寺庙的奏书上至朝廷之时,遭遇了反对,这些肯为弘扬佛法多说好话的朝中重要官员,是有一定风险的。然而王玺父子能得到朝廷的高级文官为之美言作铭文,想必与朝中大臣交情不浅。除了私人交情之外,这些深谙官场规则的官员能在朝廷明令严控佛教发展,缩小僧侣数量,控制寺院规模的时期,为王氏父子在远离京师的龙州修建寺庙而美言,无非是因为皇帝给予其特许授权。
虽说明代不乏有皇帝特许授权修建寺庙的例子,但那些寺庙大都是位于京
师,在皇帝的直接监控之下。类似龙州这样的蛮夷番汉混杂之地,明英宗究竟处于哪些考虑而同意王玺违例修寺庙,其在圣旨中已然吐露原因。“既是土官不为例文伽昊,准他这遭”,原因即是,王玺是土官,他的作为或可在“例”之外。这就需
要回到历史上的龙州,去了解龙州这一位于“中间圈”的地方区域社会,在土司
统治之下与中央朝廷之间的上下、内外关系。
土司与龙州
龙州1早在西汉纳入了中华帝国疆域之内,汉武帝时期设为刚氐道,属广汉
郡。《汉书·地理志》记,广汉郡下有十三县,刚氐道是其中之一,刚氐道有“涪34龙州这一名称到西魏才出现,为了表述方便,提到这一地域时,皆以龙州称呼。水出徼外,南至垫江入汉”1,言其在涪江上游。西汉末,王莽代汉建新,刚氐道为公孙述所据。《华阳国志·汉中志》记“莽时,公孙述据蜀,跨有汉中,当
秦、陇之径,每罹其害。”东汉前期,刚氐道仍属广汉郡,后期汉安帝别置广汉
属国都尉,刚氐道改属广汉属国都尉。三国时属阴平郡地,其时,蜀汉设有江油戍。西晋初,设平武县。35此后,西魏废帝二年(553 年)置龙州,始有龙州之称。唐代初为羁縻州,属茂州。垂拱年间升为正州。宋时,仍为龙州。36嘉泰三年(1203年),宋宁宗派新科进士王行俭进入龙州任判官,理宗宝庆二年(1226 年),王行俭被赐世袭龙州三寨长官司。4理宗端平三年(1236 年),龙州因战争而“兵乱地废”,南宋帝国放弃了龙州。理宗淳佑二年(1242 年),余玠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对龙州作出的一项举措是迁州治。当时龙州州治在蜀汉江油关(今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南坝镇),宝祐六年(1258 年),余玠指挥建造了雍村(今四川省江油市大康乡)新城,将龙州州治与江油县县治迁往雍村,就在迁州治的当年年底,龙州再次被蒙古军占领,龙州守将王知府受蒙古军招降,龙州没于蒙古。景定三年(1262 年),南宋帝国任命进士薛严为龙州知州。5度宗咸淳元年(1265年)朝廷赐薛严世袭龙州知州,龙州成为土司统治地区。
早在朝廷任命薛严为龙州知州、赐世袭以前,南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 年),龙州境内番人作乱,朝廷派江南进士王行俭任龙州判官,并于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赐其为世袭龙州三寨长官司。龙州境内的蕃部从龙州分划出去,由土官专门统治。10 年之后,薛严世袭龙州知州,意味着龙州由中央管辖的地方行政建制转而成为土司辖地。龙州从此进入土司统治的历史。
历经元、明两朝,薛、王两土司在龙州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统治,形成了薛氏为龙州土司正职、王氏土司为副职的政治格局。王氏土司传至王玺,在龙州已经统治了10 代。37从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 年)至明宣帝宣德三年(1428 年)龙州由土司统治了200 多年,这200 多年中,薛、王两姓土司及其家族,作为帝国在龙州的代理人,成为龙州的番、汉人群的最高统治者。他们一方面作为帝国的代理人统治着境内番汉人群,响应朝廷征调与邻近地区的番人进行战争,实现着土司应尽的义务;通过兴学化夷,实现着帝国的文明教化;通过朝贡礼仪表达着对帝国的依附关系。另一方面,薛王两土司由汉人身份进入龙州,在漫长的历史时间中也实现了“在地化”过程,在龙州的番汉人群和帝国直接控制之间获得了生存空间,使外来的土司成为地方的世袭统治者。此外,两姓土司之间通过婚姻关系实现了政治团结,家族的子弟除嫡长子继承土司职位外,其余子弟多有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帝国官僚系统,并通过结交官场同僚、婚姻联系,使土司家族的影响力拓展于龙州之外,从而使因土司身份,活动空间限制于龙州的土司具备更宽广范围的政治操纵能力。38
回到明初情形,能更清楚的了解龙州土司和朝廷之间的关系。明朝对四川的征服,始于洪武四年(1371 年)。洪武四年春正月,朱元璋派颍川侯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济宁侯顾时为副将,率步骑由秦、陇伐蜀,经过半年的时间,到秋7月,傅友德攻下成都,平定四川,明朝置四川等处行中书省。
傅友德攻成都的路线是经文州(今甘肃文县),渡白水江、江油(今平武县南坝镇)、绵州(今绵阳市),再进入成都。39傅友德取道龙州攻成都,导致了龙州土司率先归附。薛氏土司族谱《三凤堂薛氏宗谱》40记:“洪武四年(1371)四月初一日,颖川候傅友德帅师平蜀,由阴平入蜀。文胜首先率众归附,供给军储,指引道路。总兵官录其事仍令在职,镇守边方。”龙州归附明王朝,比明王朝收复成都尚早了数月,而龙州土司在率先归附明王朝以后,对后者收复四川其他地方,立有大功。傅友德大军进入龙州的时候,龙州宣抚司同知薛文胜不仅不反抗,反而“供给军储,指引道路”,给明朝军队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很坚定地站在明帝国一方,这与朱元璋在征服其他土司地方时,遭到的强烈抵抗情况有天壤之别。根据朱元璋于洪武十七年(1384 年)颁发给薛文胜的铁卷的记载可以知道,明王朝在对西南地区的土司辖地进行改旗易帜的时候,遭遇了前朝土司的抵抗,唯有龙州土司态度主动、积极归附:“洪武初,朕命将西征,所在虽有降者,不见旌旗,则为肯附。独尔文胜,心悦诚服,建桥修路,接济军饷,首先率众归附。”41由此可见,傅友德之所以能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平定四川,龙州土司“建桥修路,接济军饷”功不可没。根据王氏土司最后一任土长官司王信夫的记忆,早在洪武二年,龙州尚处于明玉珍的统治之下的时候,薛、王两土司曾经共同商议在即将到来的变动中,龙州的去向,最终决定由祖籍扬州府的王氏土司(王祥)以回籍探亲为由,亲赴南京,与朱元璋暗通款曲,达成一致。42由于龙州土司的积极配合给朱元璋平定四川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明初龙州土司受到了明帝国的种种优待,朱元璋不仅没有取消土司的世袭,反而还特别地对土司的身份加以确认。洪武四年(1371 年)傅友德经略龙州以后,没有立即着手对龙州进行治理,而是对龙州既有的生存状态予以保持,对薛文胜“总兵官录其事仍令在职,镇守边方”,仍沿袭明玉珍大夏政权时期的职务“龙州等处军民宣慰司同知”,洪武六年(1373 年),朱元璋改龙州宣慰司为龙州。1对于薛文胜的主动归附,朱元璋相当满意,称赞他“识时务者,谓之俊杰文世轩。”43龙州土司在局势变换和政治动荡中以敏锐的眼光站对了立场,因而获得了朱元璋的首肯,也在新的政权中获得了生存空间。
龙州土司受到朱元璋的首肯和优待,除了土司作为代理人身份的历史原因和其杰出的个人能力(善于审时度势)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明朝对龙州的近邻松州的态度。龙州因其与松州之间在族群和地理空间上的依附关系,使其成为朝廷控制松州的喉舌。
毗邻龙州的松州,自古就以民族成分复杂和地理位置险要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唐朝于贞观二年(628 年)置松州都督府,其地“南至翼州一百八十里,东至扶州三百三十八里,东至茂州三百里,西南至当州三百里,西北至吐蕃界九十里。”44知其刚好处于唐朝和吐蕃之间,当松州西部的吐蕃强大起来,需要东向扩张势力的时候,松州不可避免地成为吐蕃进入中原首先要占领的地方。唐贞观十二年(638 年)唐、吐蕃双方展开争夺战,首先就是由争夺松州开始,即新旧《唐书》记载的“松州之战”,此后唐朝与吐蕃进行了长达200 余年的战争,松州一直被席卷其中,松州之于中央王朝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有唐一代,松州下辖104 个羁縻州,人群成分复杂,加上战事不断,这些羁縻州的设置不常,所辖诸羌、番等也叛服不常,因而松州一直是中央王朝西北边境上的一大难题,松州安定与否,直接关系到朝廷能否阻挡吐蕃的进入。明代,朱元璋很早就认识到了松州的重要性,但是直到洪武十二年(1379 年)才遣平羌将军丁玉平定松潘,这个时候,明朝已经统治了四川八年。在平定松潘的过程中,龙州土司的重要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朱元璋优待龙州土司的作法收到了成效。朱元璋在松潘平定之后,赦曰:“松潘僻在万山,接西戎之境,朕岂欲穷并远讨,但羌戎寇边,征之不获已也。”45可见在洪武十二年平定松潘之前,松潘的羌戎已经多次给朝廷造成困扰,征讨数次,只是“不获”。在明朝对松潘多次征讨未果的情况下,紧邻松州的龙州土司,对朝廷征服松州作出了巨大贡献。
龙州土司在帮助朝廷平定松潘过程中,首先招谕了松潘境内的少数民族酋
长,从而对松潘境内的西番起着分化作用,使他们逐步纳入中央王朝的朝贡体系。《明实录·太祖实录》载:“洪武七年四月戊戌(1374 年5 月14 日),龙州宣慰司同知薛文胜等,招谕西番曲节山角、阿节男者力等来朝,贡献方物,命赐文绮、袭衣,以文胜为龙州知州,以中书参政丁玉为右丞”。薛文胜的努力下,松州西番前往朝贡,归附朝廷。除了招抚西番之外,薛文胜还夺取龙州至松潘沿线少数民族占领的区域,开通了从龙州到松潘之间的道路,“洪武十一年(1378 年),奉总兵官耿忠。调文胜征进松潘。安抚、招抚雪栏关、白马路十四处番牌,招降生番数众。夺得番地数段、更名太守坝,安葬阵亡弟文广等四座坟在焉,勒石于今。”46《薛氏功烈记》记其事为:“洪武戊午年(1378 年)奉总兵官檄文,率部属为前锋,开通道路,攻取松潘、叠溪、茂、威等处西番部落,丑虏闻公威德,率众归附。”道路开通,为明朝收复松潘扫清了障碍,这个功劳是相当巨大的,薛文胜也付出了代价,其弟薛文广在战争中丧身。
在薛文胜的帮助下,明帝国平定松州才算是初见成效。到洪武十二年(1379年),置松州卫指挥使司,御史大夫平羌将军丁玉遣宁州卫指挥高显“城其地”,请立军卫,至是,降印设官,领军镇守。明朝在平定松潘后,置松州卫指挥使司,派兵进驻。然而由于松潘是羌、戎生活之地,在管理上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加之路途遥远,驻军的供给都成问题,因此洪武十三年八月戊寅(1380 年9 月19 日),松州卫仅仅设置一年的时间朱元璋便“以松州远在山谷,屯种不给,馈饷为难,命罢之。”朝廷罢黜松州卫后,很快松州又恢复到洪武八年以前为番夷割据的局面,指挥耿忠奉命经略松潘,在松潘实地居住考察其形势以后,向朱元璋奏道:“松州为番、蜀要害地,不可罢。”后朱元璋“命复置。”松州卫置与不置,皆存在着困难,但又为形势所迫不得不置。因此在重置松州卫指挥使的同时,朱元璋进行了重新的考虑,意识到需要一个朝廷的代理人来统治松潘。这个时候,代理人的人选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他既要对朝廷忠诚,又要具备个人的统治才能,还要对当地各方面的情况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正在朱元璋找寻统治松州代理人的时候,洪武十四年春龙州知州薛文胜前往朝贡,如前所述,薛文胜在明朝平定松潘过程中起到的作用相当重要,而薛文胜也表现出了对朝廷的忠诚,无疑薛文胜是统治松潘的最佳人选。因此,在朝廷没有办法直接统治松潘的情况下,不得不借助于龙州知州薛文胜,分担明朝统治松州的重任。洪武十四年春正月乙未(1381年2 月3 日),朱元璋“置松潘等处安抚司,以龙州知州薛文胜为安抚使,秩从五品。又置阿昔洞等十三簇长官司,秩正七品:曰勒都簇、阿昔洞簇、北定簇、牟力结簇、蛒匝簇、祈命簇、小洞簇、麦匝簇、者多簇、占藏先结簇、包藏先结簇、班班簇、白马路簇。以土酋傅益、雪南等为各簇副长官。”47这一时期是龙州土司统治区域最广阔的时期,直接统治松州、龙州两州。
在薛文胜归附了明帝国以后,龙州土司的所作所为已经十足表现为一个心无二志、忠心耿耿的土官,薛文胜甚至死在赴京朝贡回来的路上。48朱元璋颁布给新继位的薛继贤(薛文胜长子)一道铁卷,上面列举了薛文胜的功绩“克服松潘、降番数众,面朕获冠奇功罄蜀诸州,俱载表文。蜀境安民,得非识时务者乎”。并且说“曩者事务繁冗,有失抚顺之道,致文胜职微,有负初归之诚。今特命尔知州之职,使尔禄位延于悠久。”3这是在薛氏土司归附了明王朝十多年以后,朱元璋感觉“有负初归之诚”,因此而给薛继贤以特别的恩赐,以使其“禄位延于悠久”。从朱元璋颁布的铁卷可以看出朱元璋对龙州薛氏土司的态度,是经过了长时段的体验以后才确认其贡献的,而明初天下初创的局面,对于松潘的治理还需仰仗于龙州土司的力量,因此朱元璋对龙州土司采取了认可的态度,不仅没有瓦解龙州土司的既有权力纪泽希,还扩大其统治范围,并且明文规定对其权力予以保障,这主要还是出于借助龙州土司统治松潘的考虑。
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到明宣帝时期薛王两土司及其家族在龙州基本完成了在地化,并建立了强大的统治基础,土司掌握的军事力量及其在帮助朝廷平定岷江上游番人作乱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使龙州土司与明帝国之间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明帝国不得不对其采取弹性统治,给与其足够的权力空间,以维护帝国统治的完整性。
因此,在龙州土官佥事王玺以感恩图报、“祝延圣寿”为名,提出合乎情理
的请求,希望在龙州修建寺庙时,尽管不合体例,却最终得到了英宗的许可。这是报恩寺得以修建成功的地方性知识。而王玺得以成事,尚有一个看似偶然的时间契机,这需要回到明初年的官僚政治运作上来考察。
明代早期政权运作与修报恩寺的时机
王玺于宣德十年前往京师为修报恩寺之事请旨。王玺为报恩寺修建之事请奏
的时间,史书缺载,但报恩寺内铸造于正统十一年的大钟铭文记“大明宣德十年,龙州宣抚司佥事王玺,切念自洪武开国以来,父祖相承,此享天爵于龙阳。切思无任而补报,乃立心奏闻,准建大报恩寺为祝延圣寿宝地。”可知时间是宣德十年。王信夫《三槐堂王氏宗亲录》记:“宣德十年,玺念自洪武以来,父祖承爵,思无以报。寺南观音庙湫隘。古藏经无以安放,欲建修一刹。得僧正知等襄赞其事。乃走京师,爰具始末,具表奏闻。请准大创报恩寺宇,以为保障遐方、祝延圣寿宝地。”奉训大夫绵州知事金学所作的《报恩宝坊十景诗序》写到“侯值以例朝贡京师,乃具本以闻。皇上可其奏,赐敕而归”。可知道王玺是按例进京朝贡之时,请奏修建寺庙的,其回到龙州之时,是带着皇帝的圣旨而归。考虑到宣德皇帝驾崩于宣德十年初(1435 年1 月31 日),当时处理王玺请奏之事的,应为英宗。
这里需要对明初的政治运作方式有所了解。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通晓前朝政治得失,废除了宰相制,由内阁总理事务,与之同时,宦官进入到中枢行政管理体系之内,与内阁政治双轨并行。到宣德皇帝时,内阁政治程序化,形成了“票拟”的办事程序,即凡中外奏章在送呈皇帝批示以前集中内阁,由内阁学士“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这实际上就是“票拟批答”,代拟好“御批”的稿本
供皇帝采纳。“世宗后,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相权转归之寺人。”
1而制衡内阁的司礼监,掌握了“批朱”之权。《明史》载他们的职务是“掌印掌
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2在司礼监太监
代表皇帝“批朱”的过程中,很明显大有文章可做。“略为改正”是很隐晦的说
法,实际上司礼监完全可以滥用他们代表的皇权来对内阁的票拟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思进行篡改,改过以后,不交内阁,径自发出。
了解到这样的政治运作过程,可以知道,朝廷中的实际掌权者取决于内阁与司礼监抗衡之胜出者,在英宗朝,司礼监独大。这就表明,龙州土官王玺将修建寺庙这一请求达于朝廷,最终能决定其可否的刘婉荟,毫无疑问是皇帝,而能左右皇帝的判断的,则是司礼监宦官。
明英宗朱祁镇即位之时尚是7 岁幼齿小儿,宣宗朝即为英宗伴读的王振在朱祁镇成长过程中扮演着师、父、友的角色,已有人注意到这样的亲密关系对政治运作产生的影响,“这些宦官和皇储长期相处而形成的亲密关系,成为他们以后擅宠专权的政治资本”。49英宗朝朝政为司礼监宦官王振所把持,正统年间王振修建家庙智化寺即是违例之事。这期间他是如何做到让英宗准予其修建寺庙的,不得而知,但王振佞佛,却是有史可考:“初,王振佞佛,请帝岁一度僧。其所修大兴隆寺,日役万人,糜帑数十万,闳丽冠京都,英宗为赐号第一丛林”。50
智化寺现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禄米仓东口路北,为北京现存的唯一仍保持著明代风格的佛教寺庙。仿唐宋“伽蓝七堂”规制而建,初为王振家庙,“即其闲旷
高朗处,垣而寺之”。英宗赐名为“智化禅寺”。目前智化寺山门上汉白玉横匾即
上书“敕赐智化寺”。据智化寺内“敕赐智化禅寺之记”和“敕赐智化禅寺报恩之碑”两碑,所记智化寺的建筑时间“盖始于正统九年正月初九日,而落成于是年三月初一日”。
智化寺沿三条平行的南北纵深轴线布置,在中间一条轴线上布置了全寺的主要建筑,东西两条轴线上建筑较少,且大都集中在北部,并于中部的建筑密切结合。中轴线上的建筑分成几组。南部以智化门、智化殿为主,形成两个院子。智化门前立《敕赐智化寺之记》和《敕赐智化禅寺报恩碑》。中部为二层的高——如来殿,它是全寺最高的建筑,且左右不设配殿。后部以大悲殿、万法堂为主,组成两个院子,周围大小房屋紧凑,建筑密度较高。东侧轴线上的建筑,由山门东边的东侧门开始门内是深长的甬道,尽端是方丈院。西侧轴线上的建筑也由山门西边的西侧门开始,门内亦为深长的甬道,尽端是后庙。
已有人注意到地处偏远的平武报恩寺与北京智化寺在建筑形制上的相似之
处,1尤其是两座寺庙内皆有存放经书的转轮藏,智化寺智化殿的西配殿藏殿有
转轮藏,下部为八角白石须弥座,上部用木制作,每面皆做佛龛,上部雕金翅鸟。报恩寺的大雄宝殿西配殿华严藏有转轮藏。
远离北京城的龙州,有着与当朝权臣家庙如此类似的寺庙,且都为“报恩”
而为皇帝特批修建,这其间的关联,不由人不想深入探求。两座寺庙修建时间接近,智化寺“盖始于正统九年(1445)正月初九日,而落成于是年三月初一日”,报恩寺动工于正统五年,主体工程完成于正统十一年(1446),其后经多方集资,装塑点染,至天顺四年(1460 年)方最后完工。从时间上看,智化寺的动工时间和完工时间正是在报恩寺的修建过程中完成的,不过,关于前者的修建时间,前后仅仅2 个月,这显然是不合常理之事,已引起古人注意。51
如此,根据明初政治运作情况,大致可以还原王玺请奏修建寺庙的过程:宣德十年王玺奏请修建寺庙,此事落于王振手中,王振本为佞佛之人,此时正主持修建京都第一丛林大兴隆寺,当时批朱之权为司礼监掌控,因此王振能左右英宗的判断。在此之后王振在北京修建了家庙“敕赐智化寺”,或许其左右明英宗授权王玺违例修建“敕修大报恩寺”,即是为其“敕赐智化寺”打下伏笔马惜珍。
宣德十年王玺得到了英宗皇帝的特许授权,在龙州修建“敕修大报恩寺”,
因圣旨得来不易,寺庙落成之后,王玺将英宗的圣旨刻碑立石,在寺庙内每一座佛像贡上“当今皇帝万万岁”的供奉牌位,使其“报恩”的意图更为彰显,以为
自己修建寺庙的合法性谋求更大程度的保护。
龙州土司的交际与应酬
报恩寺主体工程于正统十一年完成,王玺于景泰三年病故,由其子王鑑继任
土官佥事,并继续修缮报恩寺。天顺四年(1460),报恩寺完工。天顺六年(1462),龙州土司及其族人和士大夫们在王鑑的邀请下,进行了一次文人雅集:为报恩寺内的景观起名、作诗,时任绵州奉训大夫金学为报恩寺内的十景诗做序,并刻石立碑。
《报恩宝坊十景诗序》碑
建莫大之功,著不朽之迹者,此非常之人也。有非常之人,必能为非常之事;能为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功。之迹昭著乎天地之间,显于当时,贻诸后世,愈久而愈彰也。苟无善念存于中,善行著于外,曷能建是莫大之功,著是不朽之迹于悠久哉?
能建是功迹于世者,龙阳宣抚司前佥抚王侯,实为其人焉。侯名玺,字廷璋,貌异而才优,行高而智广。崇儒奉释,夙植善根。且乐施不倦,好谋而成。一日,谓释子正知曰:“吾受命于朝,世守斯土,与国同休,恩至渥也。夙夜感戴,未遑莫报涓埃。维欲建修一刹,令尔等朝夕祝延圣寿,以表丹诚,古遗藏经而有所安放,一举两得,不亦可乎?”正知以手加额,赞叹未有。
既而,侯值以例朝贡京师,乃具本以闻。皇上可其奏,赐敕而归。侯遂大捐己资,修寺一所,名曰报恩。俾楼阁殿宇,突兀峥嵘。广厦长廊,金碧交映。前有三桥、二幢、狻猊守卫,后有碑亭、法座、轮藏、大悲,与夫禅榻、僧房、香积之所,莫不焕然一新,七载而就。其功德之高,赞莫能尽。非善念纯诚,负非常之才者,岂能建是莫大之功,以传不朽者哉?
于是荫嗣王侯景昭,克绍其志,有所未完,悉能补葺。不宁,惟是又恐严翁所建之功久而湮没,因其宝刹所有,立意命名,分为十景:曰二幢凌云,以其高耸接云而不可抑也;曰三桥石洞,以其造作精奇而不可泯也;狻猊雄镇,观其势有可壮也;蒲牢晓音,听其声有可警也;以至克栋盈函,塑形绘像,非轮藏全文,香山壁记乎;画栋嵯峨,龙章辉映,又非宝阁冲霄、双亭勒石乎;遗像凛然,此功德王氏之貌,凛然有可想也;报恩胜概,此祝厘梵刹之境,概然有可观也。虽然尤虑其斥名之未尽,复命善诗者揄扬其美,欲不坠先君子之志,猗欤盛哉。于是住持正知,睹斯善美,踊跃欢欣,持香币诣予官舍征文,请勒于石,以志其永久云。
天顺六年岁次壬午冬十二月八日
奉训大夫知绵州事前乡贡进士永嘉金学序52
奉训大夫绵州知事金学,为这些景观诗作序,湘阴人刘孟 为景观题名并书
写,前文中出现的《敕修大报恩寺碑铭》,是由赐进士出身翰林院检讨李本为其撰写,儒士黎綖为其书丹并篆盖,《敕修大报恩寺之记》由翰林院编修周洪谟所作,儒士黎綖为其书丹并篆盖。后两块碑文中提到,是王玺与他们有书信往来,恳请二人为之作文。这是王玺回到龙州,报恩寺落成后之事。没有记载告诉我们王玺这次朝贡有没有与二人有所交际,但考虑到人情往来的一般规律,王玺与这二人的交情定然不仅靠书信往来而得以建立。事实上,王氏土司家族与朝中官僚多有交情。
王玺子孙后代除了世袭土官佥事外,多通过科举出仕,进入帝国官僚政治核心,并通过婚姻关系,拓展土司家族的交际范围。王玺自己有四位夫人,有子三人,王鑑、王钺、王錀。王鑑继任土官佥事,王钺之子王瀊弘治八年中举人,初为汉川令,后补光化令。《三槐堂王氏宗亲录》记他“公正廉明,两邑仕民俱建祠祀之。”王錀之子王溥,明成华八年乙酉科进士。知完县事。《三槐堂王氏宗亲录》记他“在任慈祥,每竭学,进诸生,讲求经传,务明大旨。土人化之。正德中升礼部主事。与宰辅杨廷和友好,结为姻亲。以女妻杨升庵。”王溥之子王子和,娶宣抚使薛绍勋女为妻。
因此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政治,通过联姻与朝中权贵结成姻亲,这样两条路径使得王氏土司及其家族的影响力,以龙州为核心,外向辐射到了官僚政治阶序之中,使王玺能够具备超越土司之外的权力和活动半径。
正统十一年(1446 年)报恩寺铸造了一口钟,与成化八年所铸造的钟相比,其形制较大,称为大钟。
《大钟铭文》53
造钟疏语
恭维:兴作之道,必本乎太平之盛时。大明宣德十年,龙州宣抚司佥事王玺,切念自洪武开国以来,父祖相承,此享天爵于龙阳。切思无任而补报,乃立心奏闻,准建大报恩寺为祝延圣寿宝地。然无制治之隆盛,则不能无兴作之从容,以光圣治之广运。盖曰有是化而有是应矣。尝闻天德自上而降,地以是德而伸。天覆地载,非器不鸣。迩于正统乙丑岁,梵刹将完,无名物以振远。公之禅悮。白马寺成,真个是达摩之境界。是以宝地名器,非良师以难成。故兹敦邀金府之师,忽迩蒲牢之成就。韩子有云:善鸣者,必得金器而振之,此所为钟者。若悬于景阳之上,则能使百官肃正于丹墀之内;若振于梵王之静界人皮锦衣,唤醒多少之禅心。愿愿昭明,肃清万世。谨题。
大明正统十一年 岁次丙寅 正月吉旦 晋阳鲁斋宗勉述
同僚官宣抚司致仕宣抚薛忠义 宣抚薛公辅 副使李爵
修造信官 龙州宣抚司佥事王玺一家 善眷 母 周氏安人 室 曹氏安人 蔡氏安人有子二人 王鉴室薛氏 王钺次室田氏 有子一人王钥 贾氏 弟 王壁室薛氏 养男 刘永清 王氏 史应隆 王氏
住持土僧 正知 铸匠 谢谏 李先 冯海 李松祖 冯永清 朱伯先
管事人 周友富 冯清 李文刚 任思贤 王纪 任思和 彭祥 李福原 杨荣山 康兴永 党锦忠 张永清 蹇俊 李进永 杨计祖 任立 李仲贤
刊字人 杨进昭
钟磬云板共重壹万斤
大钟铭文由晋阳鲁宗勉撰写,这位鲁宗勉是王玺聘请到龙州为龙州“涵育人
才”,继任土官佥事王鑑多跟随鲁宗勉游学。铭文提及龙州土司阶层参与其事之
人,有前任宣抚使薛忠义,现任宣抚使薛公辅,宣抚副使李爵;土官佥事王玺一家,其母周安人,其妻曹安人、蔡安人,子二人,王鑑及其妻薛氏,王钺及其次妻田氏及其子王钥、妻贾氏。王玺之弟王璧,其妻薛氏及养子刘永清(及妻王氏)、史应隆(及妻王氏)。有报恩寺住持土僧正知,手工匠人有铸匠谢谏,李先,冯海,李松祖,冯永清,朱伯先。有管事人周友富,冯清,李文刚,任思贤,王纪,任思和,彭祥,李福原,杨荣山亚门钢太郎,康兴永,党锦忠,张永清,蹇俊,李进永,杨计祖,任立,李仲贤,刊字人,杨进昭。龙州本地众多人等参与其中,知王玺具备相当的交际能力,且与报恩寺有关之事是一项能聚集人情的集体事业。
天顺四年,报恩寺全部完工后,由龙州宣抚司宣抚使薛公辅率龙州官僚集团为报恩寺立功德碑。碑文记录了当时参与其事的龙州人士,“先龙州宣抚司土官佥事王玺廷璋,发心修造梵刹,奏于帝廷,经营七载,始克完成。其大殿危楼、廊庑僧舍、轮奂一新,金碧交辉,琉璃争耀”,前后两任宣抚使薛忠义、薛公辅和宣抚副使李爵捐资塑大雄宝殿的三尊佛像“其致仕土官宣抚薛忠义,暨今宣抚薛公辅,副使李爵等,谓兹殿宇完整,未有佛像,吾与若各捐己资,粧塑正殿大佛三尊”,百夫长薛忠信及其子薛志冕,出资塑了大悲殿的圣父圣母“百夫长薛忠信,同男薛志冕沧海桑田造句,粧圣父圣母”,舍人薛忠恩出资塑了大悲殿的千手观音“舍人薛忠恩,粧千手大悲观音”,宣抚副使李爵还捐出四亩土地给报恩寺作为供养,“副使李爵,复舍山地四亩,以为常住”,龙州的士大夫们,也都为了报恩寺各尽其力“其余贵游、宦达、士民、商贾,各捐资,粧塑有差,不可枚举。”
此外,碑文的最后列出了与之有关的人名。除了龙州宣抚司宣抚薛公辅,其子薛永隆。副使李爵,其子李胤实。土官佥事王鑑,其子王瀚。之外,还有经历区成。 随司办事长官薛忠翊。把事王思聪,杨子文,岳海。管工人任□,王□,任进通 ,康兴永,李福结,赵才之。知事康进忠星际传承。阴阳正术,任凤。僧纲司都纲,惠凯。副都纲智钦。开山住持土僧正知。匠人卢瑀,严普灯,朱福,何济,文敏,洪实 曾伯□,王福。儒学教授井源。训导何玘。义官李胤宽,王钺,王钥,冯和。驿丞许彦章。匠人郭鼎,赵志忠,李子贵,贾大隆,龚先,雍文书,强林,雍文谅,易永进,蒲景安,强永林。54
成化八年(1472 年),王鑑主持铸造了另一口钟,即是如今报恩寺内的小钟。
《小钟铭文》55
佛日增辉,法轮常转。
皇图巩固,帝道遐昌。
龙州宣抚司忠义侯景昭,念惟大报恩寺乃其先君廷璋请奏奉敕建。乃祝圣寿,并于兹有年。寺旧铸铜铁钟三口,晨昏若击,音弗大振。兹特摅诚捐资倡导,募得重铸洪钟一口,凡五千斤。炉□□本□属予铭勒铸于上,以纪其事。并为之铭曰:
圣教化人,夷众聿彰。鸣钟警众,遐迩孔章。尊者先君,佥抚龙阳。上疏请敕,肇建宝坊。以厘锡福,镇靖遐荒。广铸法乐,务聩储祥。贤嗣继述,殚厥忠良。重集祥金,博施孔方。金刚藏倒,容成侯忙。营就大器,应穹鸣霜。岑楼高揭,巍巍堂堂。鲸音吼啸,蚁梦醒将。檀那长福,兰若增光。愿祝圣寿,地久天长阿路和如。边尘肃靖,民物阜康。我作铭诗,永振上方。
大明成化八年岁次壬辰秋七月之吉。
乡贡进士龙州宣抚司儒学训导廷南陆铭识。
书丹生员王章。
龙州宣抚司佥事王鉴,室朱氏安人,母蔡氏安人。伯母贞节任氏。男王伦、王广、王维。叔王壁。弟义官王钺、王钥。侄王渤、王溥。
龙州宣抚司宣抚薛绍勋 副使李胤实 义官李胤宽、李胤宏 百夫长薛志冕
舍人:薛志春、薛公铭、薛志成、薛志隆、鲁明宗、薛志海、薛志业、薛志辅、李系宁、薛永辉、雷济生、王统、王靖、薛志清、田俊、康业永。
成都右南舍人:朱帛、朱靖。
僧纲司都纲:惠睦。
国子监生:杜晟。
成都商人:刘天林、王浩、王汉。儒学生员:刘俊、李景辉、李本德、鲁林。
善士:刘芳、王海、母志平、张俊、宋端、翟志千、任本道。
开山住持:正知。额住持:觉性、智奎。领献僧:智玄、智行、智惠、智奎、惠林、惠忠、智能、惠晶、智曜、惠忻、惠觉、惠启、惠曾、海坚、允月、海和、海月、惠月。
董工人:任进通、冯骥、酒朝甫、文明、杨荣山、何希、仇仲贤、邓思降、杜茂。匠人:范兴善。刊字人:白敬美。
赞曰:昔我先君,诚孝忠勤。爰陈疏请,开创祇园。圣明垂允,赐额报恩。庸铸钟磬,逸响久闻。警彼迷聩,盍种善根。维予小子,叨荫世勋。仰承先君,能永著存。洪钟载铸,以衍源庆。载扣载击,深省晨昏。悠扬远韵,光振山门。祝延圣寿,保□谷元。惠日增辉,福我子孙。绍述三槐,以应慈尊。
大明成化八年,岁在壬辰,秋七月中浣之吉。
龙州宣抚司土官佥事太原王鑑拜赞。
小钟铭文是报恩寺完工后,王鑑主持所成,铭文由龙州儒学训导陆铭所写,生员王章书丹。参与其时的有龙州宣抚司佥事王鑑及其妻室朱安人,母蔡安人,伯母贞节任氏。子王伦、王广、王维。叔王壁。弟义官王钺、王钥。侄王渤、王溥。龙州宣抚司宣抚薛绍勋,副使李胤实,义官李胤宽、李胤宏,百夫长薛志冕。舍人薛志春、薛公铭、薛志成、薛志隆、鲁明宗、薛志海、薛志业、薛志辅、李系宁、薛永辉、雷济生、王统、王靖、薛志清、田俊、康业永。僧纲司都纲:惠睦。此外木下优树菜,还有龙州以外的人士参与,有成都右南舍人朱帛、朱靖,国子监生杜晟。成都商人刘天林、王浩、王汉。儒学生员刘俊、李景辉、李本德、鲁林。善士刘芳、王海、母志平、张俊、宋端、翟志千、任本道。还有开山住持正知,额住持觉性、智奎。领献僧智玄、智行、智惠、智奎、惠林、惠忠、智能、惠晶、智曜、惠忻、惠觉、惠启、惠曾、海坚、允月、海和、海月、惠月,董工人任进通、冯骥、酒朝甫、文明、杨荣山、何希、仇仲贤、邓思降、杜茂,匠人范兴善,刊字人白敬美。
小钟铭文反映出,以报恩寺为中心的事业,拓展到了龙州以外。随着修成之后影响力的扩展,报恩寺将越来越多不同阶层的人卷入其中。明正德年间郴州进士范辂,官拜御史,因直言被贬谪至龙州任经历,居住在报恩寺中,致力于讲学,受到龙州当地土司和士大夫们的尊重,外地经过龙州之人,也会到报恩寺来拜访他。他报恩寺内打一井取水,龙州宣抚使薛子晋,宣抚副使李子吉,佥事王子枋,儒学司教揭子升、卢子俸等为井立碑“范公遗爱”。56可知,随着历史进程,赦修大报恩寺不仅是弘扬佛法的中心,渐渐成为具备公共空间性质的儒学传导之所。在龙州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一般寺庙的弘扬佛法的功能。在土司政治统治区域的这样一所历经纷争建成的寺庙,是土司政治运作范围的最大限度的体现:土司想在龙州修建寺庙,连同当地僧官,借朝贡之际上奏京师,在朝中引起争议,有朝廷的高级官员卷入其中,最终取得皇帝特许授权。
王玺于景泰三年(1452 年)去世,他和他的先祖们已经后人,为守护朝廷
疆土所做的贡献,在历史长河中已经被淡忘祭礼之蛇。曾经的军事要塞龙州,在现代化进程中演化成为今日之偏远县城,远离平武的世界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只余王玺历经纷争修建的报恩寺。
结语
发生于15 世纪的龙州土司修建寺庙的纷争,相比较报恩寺修建完成的既成
事实,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我用大量碑刻铭文,部分地还原了王玺修建报恩寺的情景,基本能了解到报恩寺修建的过程,以及这项原本是“好”的事业在上个世
纪60 年代被想象编造为“坏”的典范,以迎合时代的需要。
围绕报恩寺的合法性的纷争,只是这个寺庙能否存在的基础,这篇文章已基本回答了这一问题。这里,尚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需要回答:土官王玺,为何要在其辖地之内耗费财力,费尽心思修建这样一座寺庙? 换言之,报恩寺,作为一座寺庙,其背后有何隐喻?要解决这个问题,仍然要回到龙州土司政治过程来。
景定三年(1262 年),南宋帝国任命进士薛严为龙州知州,自此,龙州正式开启土司政治时代。
王行俭和薛严的后人,历经宋、元至明初,实现了在龙州本地的本土化过程,既做到了对朝廷忠心耿耿,也护卫了一方番汉百姓,由外来的士大夫转换为本地的土司,这样的身份转换过程,两姓土司将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情感隐没于龙州的山水之中,世袭的土司身份并没有消磨汉人土司政治理想,龙州土司通过姻亲的网络使其后代进入帝国官僚政治之中,也让嫡长子之外的族中子弟通过科举,进入官僚政治序列,并通过与朝中同僚的联姻而更加扩大其交际范围。这些,都是身在中间圈的龙州土司为保持与核心圈的关系而做的努力。龙州土司与同时代其他区域的土司有着较大差异,即是在享受朝廷世袭身份之外,族中子弟自幼习诗书,接受儒家传统教育,土司修建义学供族中子弟学习,王玺便是聘请了大有学问的鲁忠勉教习子弟。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而言,龙州土司的文化内核,仍然是士大夫政治,这就导致了龙州土司的政治取向与蛮夷土司是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因而,可以这样理解:龙州土司是以士大夫的政治心态在龙州边地进行着政治实践。因其在士大夫文化之下,其处理与朝廷、番人的上下内外关系,则谙熟官僚集团的各种规则,同时也了解番人地区的文化习俗乃至文化心理,因而龙州土司在政治进程中能找准自己的位置,一方面作为朝廷的代理人,对龙州番汉人群实行软性统治,另一方面尽可能的实现其士大夫的政治理想。
对龙州土司的心路历程有了如此的了解,如此以来,王玺修建报恩寺,也可以得到理解了。
报恩寺位于平武城的东边,东边是帝国的核心所在区域。在平武县城的空间分野上,东边是汉文明进入之处,西边则是与蛮夷文化的交融点。龙州的汉人身处番汉杂居之地,与番人有着近距离的接触与交往,对于帝国的文明想象,则是通过学校、文庙等公共空间实现。龙州地区有学校,始于宋真宗时期,《四川通志》记:“吴济〔旧通志〕,大中祥符五年为龙州知州,始兴学校,教授生徙。”知大中祥符五年(1012 年)龙州即有儒学。南宋时,再兴学校,《四川通志》记:“史祁〔旧通志〕,乾道七年(1171 年)知龙州,重修学校,尤多题咏。”后龙州儒学废于兵乱,直到朱元璋时代,土司薛继贤再兴,《龙安府志·职官·政绩》记:“薛继贤,知龙州,勤慎爱民,修学校,建桥梁,州人咸颂之。”同书《学校志》记:“龙安府儒学,明洪武间土官薛继贤迁建乐平镇北山下。”正统年间,土司薛公辅重修学校,《薛氏宗谱》记:“五十八世祖薛公辅,字元弼,志升之长子也。正统六年,承袭父爵。莅任勤慎,爱民如子,文武足备,尽心夙夜,保障地方。重建学校,添修城池,补葺桥栈,整理驿堡,工完两院旌励。为人沉静,不矫情以于虚誉,务本业以荣文学。自先世以来,忠孝名堂。慨然曰:‘祖宗之所以报国家,事父母者,率由此道。故忠垂信史,孝著家乘,光前代之余休,昭将来之令绩,岂可不自振拔。’”
可以知道,龙州地方,无论是南宋末年之前的流官,还是之后的土司,只要条件允许,皆在进行着文明化的努力,而一个“好”的土司,为人所称道的品质,仍然是儒家伦理所推崇的忠与孝,因此可以认为,龙州土司在边地进行儒学的推广,与作为土司应当在军功战争方面的作用,是等同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土司修建报恩寺,可以有更清晰的认识。
报恩寺位于平武城的东边,正是文明进入龙州的首要之地,而寺庙名称为“赦修大报恩寺”,是以感恩帝国对于土司在边地的恩福,以远离龙州的皇权作为象征,为龙州土司在龙州的政治实践寻找合法性。而明英宗圣旨中准许修建报恩寺的一个原因,即是由于佛经无处安放,这是出于对“文字”的尊崇,这同样与土司的士大夫政治情怀相契合。实际上,在王氏子孙眼里,报恩寺是王家的家庙,并且在曾经做过龙州州治的江油大康乡也曾经有一座报恩寺1,可以知道,土司用“报皇恩”涵盖寺庙的宗族性,实际上是用帝国的话语体系书写土司家族的历史。
报恩寺修成后,作为公共机构代替文庙成为平武宣讲儒学的场所。需要指出的是,明代以来,平武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趋势。《三凤堂薛氏宗谱》记第10 代龙州土司薛绍勋:“崇儒重道,博文能武,三教九流,无所不精通……亦有神助,显云瑞众,仰视弃盔卸甲,跪拜投降……将殁,良以醒曰:吾与五道神同游报恩寺。告曰:‘吾家事未明,稍缓,待神从。’曰:‘不去黑田为事业,却从明火又归来。’语毕。又次日,归终。时人至三盘山,见骑白骡已去。盖翁素好道,正理专人买白骡,游名山大川,临终果如是耶。”
薛绍勋成化年间继任龙州宣抚司宣抚司,他“崇儒重道”,梦中与五道神同
游报恩寺,可知到这一时期龙州地方出现儒释道三教合流。报恩寺的修建者王玺亦是“崇儒奉释”,他发愿修建了报恩寺,身后的葬仪则是既有佛教的因素,也
有道教的形制。57因而,在庙堂之上争论不休的援佛入儒、援道入儒,在龙州这样的边地则是自然而然之现象。
因此,报恩寺具备着复合型的政治、文化意义,在龙州地方,既是帝国文明的象征——寺庙供奉“当今皇帝万万岁”的牌位、寺庙中立碑刻皇帝圣旨、请帝
国的高级官员为寺庙写碑铭、请科举的成功者状元(杨慎)为寺庙题字——又是龙州文明教化的核心,报恩寺修成后,成为龙州的公共空间,清代,龙安府衙门、平武县衙门皆在报恩寺内公示大小事宜。58这是在边地用礼仪来合理化帝国统治,换言之,合理化土司政治的表现。
正如卜正民的研究:“从王权的观点来看,寺院坐落在国家认为有必要实施
控制的机构的框架之外,而从地方的观点来看,寺院并不公开地行使对当地社会的再生产必不可少之服务。”“国家从上面垄断了政治权力,但日常生活的社会经济现实是在地方。”59
土司政治模式之下,土司的权力是固定的,并不能向上流动进入官僚政治的上层,因而土司的应酬与交际就更多地和维护其在地方的统治相关联,但其子孙则多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朝廷主流的官僚政治,外在于土司政治,从外部影响着土司在龙州的权力。
土司的政治舞台限定在地方事务,但又必不可少的与帝国发生着各种关系:通过战争,礼仪,朝贡,帝国实现着对土司区域的控制。土司的生活场域限定在土司辖区,除了战争时期土司出兵岷江上游,以及前往京城朝贡,除此之外,作为理想中的安于职守的土司,都应该在辖区内守卫疆土。但龙州土司是汉人出身,为儒学所化,土司政治的内核仍然是官僚政治。因此,龙州土司的子弟通过科举进入官僚体系,更通过子孙的婚姻,缔结更广泛的权力网络,使其在朝中能够与身居高位的文官得以交际,从而超出了土司的权力空间。报恩寺的修建过程,正是土司与帝国之间各种关系的体现,地处偏远的土司能够机缘巧合得到皇帝的准许,在边地修建寺庙,又能借朝贡的机会与朝中大臣们交际,取得朝中大臣为寺院碑铭作序写诗,还能团结当地的士大夫集团进行捐赠,这样广泛的交际,远远超出了一地土司应有的权力范畴。因此,恰恰正是龙州土司能安守土司制度、行土司之外的事业,使其获得超越地域性的权力空间,这与帝国对土司的设想——安守一隅,控制其与外部空间的联系从而实现对当地的软性统治——背道而驰,使得土司要在龙州修建寺庙,成为15 世纪龙州的一件大事,土司与帝国之间的权力空间博弈的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60 年代,在新的时期被改头换面成土司造反,并通过政治宣传传播至平武各地。
如今,那段纷争已烟消云散,唯有赦修大报恩寺,仍然坐落在平武城的东边,以其恢弘的建制,与早已变得与中国大多数内地县城一样的平武城共存——这是漫长的土司政治时代留给平武的唯一印记。(限于篇幅,参考文献略)

来源:《文化复合性:西南地区的仪式、人物与交换》,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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